1941年11月18日，德國戰敗23周年紀念日，辭去了軍職的羅根首次以憲政黨副領袖的身份在柏林萊比錫廣場發表公開演說。對於一個曾經視軍人為職業並且在臨戰指揮、戰術謀略以及戰略規劃等各個層面都頗有造詣的「名將」來說，邁出這一步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
羅根做到了，從前在陣前鼓舞將士所練就的口才在由白領、工人、商販和自由職業者等構成的市民面前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他毫無緊張之意，語言流暢而不乏小幽默，時而獲得熱烈掌聲，時而引發民眾感慨。講演開始時，聽眾還只有兩三百人，到臨近結束時，黃昏的廣場上人群黑壓壓一片。在這裡，人們感覺不到職業的貴賤、貧富的差距以及人生閱歷的不同，在這裡，他們只為一個聲音喝彩。
羅根成功了，一副精妙的手稿，一副英武的形象，一副誠摯的態度，他將「憲政與民主」這樣一個看似飄渺而枯燥的話題變成了深入簡出、形象生動的闡述，贏得了贊同，贏得了支持，贏得了民心……
同一天，由原空軍第1空降師、第7傘兵師、第22機降師和空降教導師骨幹部隊組成的德國遠征軍團第3混編軍抵達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由於喬治六世退位、流亡政府解散，德國和英國在非洲、中東、南亞以及太平洋的戰鬥已經全面結束，這支由空降部隊老兵組成的混編兵團肩負的主要任務就是駐防埃及和名義上仍屬於不列顛王國的中東油田，一支小型先遣隊還將在印度洋沿岸的幾處主要港口登陸，用以保護和支援往來於歐亞之間的德國商船。至於功勛卓著的德國空降兵之父斯圖登特元帥，在兩周之前就因「腦部舊傷複發」而暫離崗位返回家鄉布蘭登堡靜養，接替他指揮德國空降部隊的是威廉·蘇斯曼中將——在獲得任命的次日，他就得到了國防部授予的空軍傘兵上將軍銜。
兩天之後的11月20日，萬餘軍民在基爾港迎接遠航歸來的德國主力艦隊。儘管沒能通過炫耀武力的方式迫使美國政府將扣押的英國艦艇交還給已經成為德國「忠誠盟友」的大不列顛王國，但一支完好無缺的主力艦隊足以讓民眾對大洋爭霸滿懷憧憬，而德國海軍的聲威一如海軍總司令雷德爾臉上的紅光，勞苦功高的海軍副司令京特·古澤、艦隊指揮官岡瑟·呂特晏斯也終於在這一天「修成正果」，根據海軍總司令的提名、國民議會投票通過，兩人正式晉陞為海軍元帥。
就在這麼一個本該舉國振奮的日子，羅根卻有些「不合時宜」地在柏林日報、法蘭克福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了《海權距離德國有多遠》的署名文章。他沒有直接抹殺海軍官兵這次遠航在擴大德國影響力方面的功勞，甚至還大力褒揚了海軍官兵高水平的訓練與不畏艱險的戰鬥精神，但在對德國海軍戰略處境的分析中，他毫不客氣地指出了海軍高層的失當策略不但沒有提高德國海軍的綜合競爭力，在整合了大半個歐洲的造船工業後，與美國、日本這兩大海軍強國的差距反而在逐漸增大。究其原因，海軍高層過於重視戰列艦的研發和建造、忽略了航空母艦與輕型護航艦艇是極其短視且危險的，而且在擊敗了英國之後，德國海軍原本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潛艇技術裹足不前，目前也正在逐漸喪失。在這篇洋洋洒洒數萬字的文章最後也是最精彩的部分，羅根描繪了一場十年後爆發於大西洋中部的海戰，搭載噴氣式戰鬥機的航空母艦取代戰列艦成為艦隊的絕對核心，而高續航力和隱蔽性的潛艇使用自導魚雷出其不意地打擊了處於護航編隊中的敵人主力艦艇，日德蘭式的艦隊炮戰還沒上演，海戰的勝負就已見了分曉……
《海權距離德國有多遠》在軍界和民眾中造成的震動未盡，11月26日，名為《軍人戰略的偏差》的文章又佔據了幾分主要報刊的重要版位。這一次，羅根明言軍人受限於職業眼光，戰略思維並不總是和國家利益相一致，然後舉例分析了自1871年以來德國所捲入的歷次軍事紛爭。在這其中，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戰略手腕無疑是最高明的，他巧妙周旋於各歐洲強國之間，為強敵環立的德意志帝國贏得了寶貴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軍事戰略天才施里芬雖然為德國指明了擊敗宿敵法國的路線，並且被認為是最高明的戰爭策略，但它只是單純的軍事冒險，而無助於德國真正擺脫戰略上的困境；阿道夫·希特勒是低階士兵出身，沒有在任何一所軍事院校呆過哪怕一天，但他的戰略眼光獨到，在30年代中後期以及戰爭前期大放異彩。之後，羅根並不指名道姓地抨擊了希特勒之後軍隊將領們為德國所制定的戰略路線——繼續憑藉一己之力與元氣大傷但仍擁有遼闊戰略縱深的蘇俄軍隊激烈交鋒，而讓貢獻甚微的所謂堅定盟友竊取了大量勝利果實。在文章的最末，羅根依然奉上了最精彩的「十年預言」：憑藉海軍優勢對蘇俄進行十年封鎖，屆時再聯合諸多盟國軍隊從四面八方進攻，高度機械化的德國軍隊將如入無人之地，高技術含量的戰略空軍將在短時間內摧垮蘇俄最後的工業資源，加上長期處於困頓境地的蘇俄民眾早已心存不滿，德國在這最後一仗中的傷亡甚至不會超過10萬人，而且以解放者的姿態駐紮在俄國佔領區將變得輕而易舉。
羅根親自執筆所書寫的一系列文章發表在正式全民公選之前，不僅為自己贏得了「戰略預言家」的廣泛讚譽，更成為憲政變革中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這些文章很快遭到了諸多昔日同僚的反駁和斥責，但眼光決定境界、思維決定成敗，軍隊的聲音反而對羅根的觀點和立場起到了積極的烘托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接連有人對這位依然佩戴著大十字勳章的功勛人物付諸暴力，然而他們的手段並不足夠高明，一而再地被羅根身邊的退役空降兵們所挫敗。這些別有用心的事件經過羅根潤色，竟成為十分賣座的連載故事，甚至有人打算將它們的版權買下來編一部半自傳體的小說。當然了，民眾看完「故事」並不會無動於衷，對國防軍整體的敬仰和崇拜雖未褪色，但要求軍不幹政的呼聲日漸高漲，這不僅令國防委員會新任主席兼國防部長馮·博克元帥為首的軍隊高層倍感壓力，亦讓即將到來的全民選舉愈發的撲朔迷離。
1941年12月8日，以「德意志憲戰」載入史冊的動亂結束後兩個月，以新《魏瑪憲法》為基石舉行的第二次全民公選在德國各州邦和奧地利同步進行。近八千萬德國公民中，除捷克、波蘭等佔領區內獲德國國籍尚不滿兩年者，以及未達投票年齡和條件者，最終有五千兩百萬人參加投票，而這也成為德意志第二帝國解體以來德國參選率最高的一次全民選舉。警察、憲兵和人民觀察員共同負責投票秩序的維護和選舉合法性的監督。軍隊雖然被有意排除在了治安維護和選舉監督的範疇之外，但由於德國臨時政府已與莫斯科簽署了一項為期三十天的臨時停戰協議，部署於東線的近四百萬德國軍人和大量後勤人員在枕戈待旦的同時，也有序地參加了這次選舉。因赫斯等人維憲而受到牽連，國社黨基本退出了這次競選，國民議會席位的爭奪可謂「百花齊放、精彩紛呈」，宣布參選的政黨數量達到三十七個，創下了魏瑪時代之後的最高記錄，而萬眾矚目的總統候選人最終鎖定在了威廉·弗里克、費多爾·馮·博克、路德維希·貝克和亞爾瑪·沙赫特這四人之間。他們或為曾經叱吒風雲的政壇人物，或是影響力極大的軍界人士，還有獲得實力財團支持的資本大鱷。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擁有鮮明的特色和優勢，在投票結果出來之前，誰也沒有把握贏得這場意義重大的競選——可每個人都宣稱自己必將贏得最終的勝利！
作為近期風頭最勁的人物，羅根雖沒有直接參加總統競選，但這位憲政黨副領袖每一句犀利的言辭、每一篇獨到的分析無不是為憲政吶喊。競選期間，他依然大聲疾呼：軍人並不缺乏政治頭腦，但軍權與政權的結合必將產生大權獨攬的「惡魔」！
作為一個誕生僅僅兩個月，黨員還不滿四千人的「小政黨」，憲政黨想要拿到國會席位聽起來就像是天方夜譚，但作為這個小黨派的領導者，威廉·弗里克能夠成為最終四位總統候選人之一就已經充分說明了它巨大的政治潛力。要知道在希特勒執政後期，國社黨在德國擁有絕對領導地位，魏瑪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黨派不是被取締就是苟延殘喘，以至於希特勒政權垮台、赫斯奪權失敗之後，隨著國社黨的迅速衰敗，德國近百分之七十的公民成了無黨派的自由人士，以全民公選這樣一種方式決定總統歸屬，真正的決定權恰恰在這些政治傾向並不十分明顯的公眾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