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可以說就是一種自由哲學。在他看來人是自由的，人活著就是在不斷地進行自由選擇。
也許你馬上會反駁：畢竟人也要受很多限制啊。首先自然規律限制了我們，有種種自然災害我們無法避免，我們也不能揠苗助長，想生產多少糧食就有多少糧食；其次我們的生理結構限制了我們，鳥兒能自由飛翔，我們卻不能；還有我們生活的社會也給了我們種種限制。我們常常感到活著太不自由，怎麼能說人就是自由的呢？
哲學家當然要從理論上證明人的自由。薩特理解的人可不是人的肉體而是人的意識。人是自由的，因為人的意識是自發的、無拘無束的。即使人關在監獄裡，那也只是關住了他的身，關不住他的心。
而且在薩特看來事物的意義都是人所賦予的。即使感到不自由，那也是你賦予自由的意義。就像一塊大石頭，它可能擋住我們的去路，但我們也可以站在石頭上眺望遠處的風景。這兩種情況下它對於我們的意義是不同的，但這些意義都是我們賦予它的。
薩特的自由觀與他的性格、他的生活經歷是不可分的。薩特自幼喪父，外祖父和母親對他寵愛有加，所以從小就具有強烈的自由感。他喜歡冒險，年輕時並不富裕，但仍把省吃儉用存下的錢用來環遊各地。
薩特給人的印象很自負。讀大學時總是獨來獨往，以超人自居。但跟別人交往時，卻能平等相待。他相信自身獨特的價值，又承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價值。所以他對各種等級制度、專制制度深惡痛絕。
1964年瑞典文學院宣布薩特為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但薩特卻拒絕接受這份榮譽。他說他一貫拒絕來自官方的榮譽。比如1945年，他曾拒絕過政府授予他的榮譽勛位；他也明確表示不願意躋身「法蘭西學院」。他之所以這麼做，是考慮到作家的工作性質。他認為一個作家的職責在於奉獻他的作品，外來的榮譽會給他帶來負面影響。
薩特主張「介入文學」，即作家要投身到改造社會的活動中去，對各種政治事件和社會問題表明自己的見解；認為文學作品要干預社會現實。實際上寫作只是他進行社會鬥爭的武器。他並不想通過他的作品獲得什麼榮譽。
他熱愛自由，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約束，對於婚姻也是如此。1929年，他在全國大中學教師資格考試中獲得第一名，並結識了一同應試、獲得第二名的西蒙娜·波伏娃。此後的歲月中，波伏娃成為薩特的終身伴侶與戰友。但他們並沒有結婚，波伏娃對此也能夠理解。
當然薩特不是那種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顧後果、任性而為的人。他一方面強調人註定是自由的，能夠自由選擇，另一方面又強調人要自由地承擔他行為的後果。你做了什麼就應該為你的行為承擔責任，這恰恰因為你是自由的，一切都是你自由選擇的，你不能把責任推諉到其他人身上。責任是人正視自己的自由權利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