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華北海上門戶，九河下梢。
自從天津開埠後，各國列強在天津開辦租界。後來，美、德、奧租界撤銷，但是天津尚有英、法、日、俄、意、比六國租界還扼守著南運河和白河的入海口，形成了國中之國。歐洲人、美國人、白俄、猶太人摩肩接踵，各種語言夾雜著手勢，交流著侵略者們的發財夢想。這樣，天津與上海一樣，租界經濟發展起來了。大街上洋房林立，霓虹燈閃爍，西餐、舞廳和茶館、飯店、妓院並存，既有洋人開辦的工廠、洋行，也有民族資本家開辦的近代企業、銀行、交易所，光怪陸離，應有盡有，一派畸形繁榮氣像。
當時，許多外國人懷揣發財夢到東方淘金，天津就是首選地之一。在美國一天干十小時礦工只能賺2美元的孤兒胡佛，於1899年漂洋過海來到天津，趁著義和團起義，從直隸熱河礦務督辦張冀手裡騙占開平煤礦，成了第一個在中國發財的美國百萬富翁。胡佛發財後返回美國，憑藉在天津掠奪的財力，參加總統選舉，成了美國第31任總統。
北洋政府時期，軍閥政客粉墨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嘀笑皆非的鬧劇，天津的作用就變得越發的微妙了。一些被趕下台的失意政客就跑到天津租界當寓公，伺機東山再起。當時的北洋政客們有句名言，說是北平是前台，天津是後台，在後台化好妝後到前台去演出，前台謝幕了到後台去卸妝。因為這個關係，北伐結束後，北洋政府壽終正寢，天津租界一下就住了北洋政府三任總統、十二任國務院總理。這些北洋大佬撈足了錢，對天津工業投資額超過4600萬，占當時天津民族資本10萬元以上大廠資本總額的58％；著名的「北四行」里有鹽業、金城、大陸三家銀行是北洋資本開辦的，其他大銀行也有北洋大佬的大宗股份。
天津還是侵華日軍在華北的前進基地。縱觀日軍侵華史，旅大地區、天津、青島、上海這四個城市的地位都很重要，分別是日軍侵佔東北、華北、山東、華中的觸角和前進基地，小鬼子在這幾個地區囤積武器彈藥，蓄養兵力，名為保護僑民，實際上是為擴大侵華戰爭作準備。盧溝橋事變，就是司令部設在天津的日軍華北駐屯軍旅團和天津特務機關聯手製造的。
因為天津有各國租界，國際郵輪每隔三五天都會停靠天津新港，加上便捷的鐵路交通和市內眾多的電台、報紙，天津也是華北地區各種勢力獲取情報的諜戰主戰場，其地位與華東的上海可以相提並論。看天津的報紙、聽天津的電台廣播，往往是各種商業廣告的背後都隱藏著聯絡密語。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各看各的，各取所需。
我軍第一次襲占天津後，徹底摧毀了日軍在天津的政權體系。天津的日軍及其特務間諜機關和漢奸組織被我軍徹底摧毀，連偽天津師長趙琪和名噪一時的川島芳子都被我軍公審處決了。
襲占天津，是劉一民初上抗日戰場時的神來之作。佔領天津後，我軍從天津繳獲了華北日軍大批武器彈藥儲備，部隊裝備登時就鳥槍換炮，上了一個台階。包括裝甲一旅前身裝甲團的坦克、裝甲車以及充足的配件都是從天津繳獲的。最重要的是，我軍把天津日偽的資財繳獲一空，原來在天津橫行的日本商人一個個都只剩下了一身衣服，連日租界的土地都被劉一民組織拍賣，等於是在天津刮地三尺，把富裕的、支撐華北日軍掃蕩作戰的天津變成了日偽沉重的包袱。
日軍重兵集團合圍天津、奪回天津後，華北日偽想盡一切辦法恢複天津的經濟，重建日偽政權，招降納叛。
小鬼子說劉一民讓天津經濟倒退了20年。這話說的確實沒錯，我軍把天津能夠搬走的民族企業都搬走了，把日資企業、資本全都沒收了，說天津經濟倒退20年一點都不為過。劉一民之所以這樣做，那是要和小鬼子打經濟仗，避免這些企業資敵。
小鬼子重占天津後，寺內壽一逼著王克敏想方設法弄錢發展天津經濟。王克敏使盡渾身解數，從北洋遺老手中敲詐，向東北的日本企業出賣華北權益，向英租界、意租界、法租界的洋人買辦賣地、賣各種特權，拿錢去日本買設備，算是把天津的企業恢複了一部分。而且，王克敏按照寺內壽一的指示，在天津大開大煙館、妓院，以毒養戰，靠毒品賺錢來支撐天津日偽政權的經濟。把個天津搞的烏煙瘴氣，越發顯得民生凋敝，畸形發展。
令人鬱悶的是，日偽軍恢複統治進展的很順利。中國似乎從來都不缺漢奸，我軍都把天津的大漢奸收拾完了，想不到還有人敢於當漢奸，協助日軍建政權、建特務組織。
這裡面的原因很複雜，主要有兩點，一個是我軍不可能把天津的漢姦殺完，只能殺大漢奸、雙手沾滿鮮血的漢奸，那些小漢奸、偽職員不能殺，只能抓起來教育後再予釋放，我軍撤離後，這部分偽職人員、小漢奸絕大部分重操舊業。另一個是天津的畸形社會狀態導致產生了一個特殊群體「天津混混」，這幫人魚龍混雜，本身就是誰給錢幫誰賣命，日軍在盧溝橋事變前就經常利用他們製造事端，重占天津後，自然又一拍即合了。
說起天津混混，那是民國年間特有的產物，也就是現在常說的黑社會。本來，20年代袁世凱當政的時候，對天津混混給予了沉重打擊。但是到1926年的時候，奉系軍閥褚玉璞的軍警督察處處長厲大森到天津發展青幫勢力，在警察系統發展大批徒子徒孫，最底層的嘍啰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並依靠這些人成了津門一霸。後來，天津的青幫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在華界活動的警察，一部分是在租界活動的知識分子，多為編輯、記者、教師、醫生，這些人混青幫主要是為了自保，像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大公報》採訪部主任張遜之、北洋財政總長張英華等，都是青幫老大。
天津混混乾的最驚天動地的事情就是在土肥原賢二指揮下，渾水摸魚，協助日軍把溥儀弄到了東北去，由此導致誕生了偽滿洲國。這就是著名的便衣隊事件。
土肥原這個人是個絕對的中國通，熟讀《三國演義》，精通中國謀略，也知道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作用。
恐怕中國人誰都想不到，日軍最大的特務頭子土肥原是青幫弟子。早在1921年，土肥原在天津向青幫頭子魏大可遞了拜帖，成了青幫弟子。也就是說，土肥原賢二早在1921年就是以天津混混為基礎的青幫的自己人了。
土肥原要炮製滿洲國，首先就要把溥儀弄到東北去。但是，此事談何容易，想那溥儀雖然在天津靜園閑居，但必然處於嚴密監視中，他要是離開天津，無論是走水路或是走陸路，那都得經過批准才行，不然就寸步難行。這個事情駐紮天津的日軍華北駐屯軍都辦不成。
關鍵時刻，土肥原動用了他的青幫自己人。
1931年11月8日傍晚，海光寺日本兵營的警鐘響過，兩千多穿著便衣、手持槍支的暴徒從華北駐屯軍海光寺兵營沖了出來，戴白色臂章的是朝鮮人，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紅黃藍臂章的是土肥原用每天4毛的價格雇來的天津青皮混混，大多數是青幫頭目袁文會的徒子徒孫。這幫匪徒在東馬路、南馬路、南市、北馬路一帶搶劫。這一帶是天津最繁華的地方，匪徒們連續搶劫三天，把天津警署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這裡。
就在搶劫進行到第三天的時候，早已和土肥原勾結到一起的溥儀偷偷溜出了房間，藏進了汽車的後備箱。司機打開了長期不用、被小廣告把門糊死的車庫門，開車就跑。結果這車是一輛蓮花跑車，司機沒開過，出門就撞上了電線杆，藏在後備箱里的溥儀後腦勺登時就磕碰出血。就這，溥儀的司機還是把車開到了日租界一家料理店。溥儀在料理店換上日本軍服，之後改乘日軍司令部的軍車，從日租界進英租界，登上日商輪船「淡路丸」號出天津港。
便衣隊事件中土肥原之所以能把溥儀運出天津，最關鍵的就是以天津混混為基礎的青幫幫忙，這幫混混無孔不入，滲透把持了天津的水陸交通，這才讓土肥原成功。
因為有與日軍穿一條褲子的天津青幫混混，日軍重占天津後很快就又建起了自上而下的統治體系。
日軍行動快，我軍部署更早。劉一民撤離天津的時候，就讓天津市委書記姚依林重返天津，領導天津的地下鬥爭，並且特別指示姚依林，要抓住日軍重建偽政權的機會，動員和安排骨幹打進日偽政權內部，長期隱蔽潛伏，獲取情報。
除了山東我軍、晉察冀我軍在天津發展地下組織外，中央社會部也在天津設有情報組織。不過，中央社會部的情報組織不與山東、晉察冀我軍的情報組織發生橫向聯繫，這是保密需要。
不光是我軍，戴笠的軍統組織也抓住我軍襲占天津的機會，在天津發展地下情報組織。只不過我黨情報組織注重獲取情報、發展人員，戴笠的軍統天津站注重行動，就是制裁漢奸。
天津制裁漢奸最有名的抗日組織，一個是天津地下黨領導的「抗日放火團」，第二個是國際情報組設在大連的「抗日放火團」，第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