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匯報》軍事論壇上刊登的讀者來信和約稿，劉一民暫時看不到，原因是《文匯報》遠在渝城，一時半會兒送不到皖東北。不過，劉一民不用看也知道，只要把火燒起來就行了，中國這麼大，那麼多的能人異士，還怕沒人添柴？等著吧，鍋會被燒開的。
這件事剛剛辦妥，另一件大事又牽動了劉一民的神經。
去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擴大剷除托匪漢奸運動的決定『，開始『肅托『運動。這個事情劉一民是知道的，只不過他以為這是蘇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反應，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開展的。以現在中央領導的智慧，那也只是一種對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的一種響應而已，不可能再像歷史上那樣製造許多冤假錯案了。歷史上肅托比較厲害的冀中根據地，經過自己對冀中部隊的整編和對冀中區領導人的談話，應該已經不存在肅托的基礎了。加上山東我軍戰鬥任務繁重，劉一民並沒有過分關注這個事情，反正山東局和教導師各部隊沒有搞什麼肅托。
等到六屆六中全會清算了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和川陝根據地搞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王明、康生由於小組討論時對劉一民發難，遭到會議批評，康生也調任黨校副校長了，不再擔任社會部部長了，劉一民更不把肅托當以回事兒了。
這也是劉一民年輕，政治鬥爭經驗不夠豐富。世界上的事情啊，有的可以略加改變就變更發展軌道，有的事情就不一定了。
曾中生、蔡中給劉一民發來了電報，報告說攻佔滄縣時，冀中我軍沒能及時配合。經了解，冀中區正在搞肅托。請示劉一民，是不是以劉、羅首長名義制止冀中區的肅托。
緊接著，曾中生、蔡中又轉來了冀中軍區政委孟慶山的電報，稱冀中肅托異常嚴厲，採取發動軍中相互揭發的辦法，揪托派分子，牽涉到部隊，要槍斃段士增、楊萬林、崔樹凱。請劉一民務必設法救救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原來是河北游擊軍第二師的師長、參謀長、團長，劉一民在南宮時都見過，冀中部隊整編時還特意安排了段士增的職務，而且還把孟慶山由原來方案中的冀中軍區副司令調整成了政委，怎麼現在又出現了肅托呢？冀中能肅托，其他地方呢？
在劉一民原來生活的那個時代，經過對建國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總結，政治生活趨於正常，很多歷史問題都有了正確結論。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淘盡歷史塵埃後，人們對他們都有了比較客觀公正的認識。托派問題也是這樣，充其量也不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左翼派別。直到劉一民穿越前，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仍然在比利時召開世界大會，而強大的蘇聯早已經隨著蘇東劇變煙消雲散了。
但是這個時候不同，由於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的政治鬥爭失敗，流亡國外，並被蘇聯三次缺席判決死刑，托洛茨基的主張被冠以托洛茨基主義，成了反動派的代名詞。
由於托洛茨基和他的主張，有了一個專有名詞「托派」，是蘇聯共產黨內托洛茨基派的簡稱。中國也有托派，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權力鬥爭的產物，根源在於如何指導中國革命。1928年12月，一些因在蘇聯留學時擁護托洛茨基被驅逐回國的共產黨黨員，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產生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出版了雜誌《我們的話》，這是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後來，又陸續成立了三個托派組織。到了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後的托派中央，陳獨秀為總書記。再後來，到了1932年10月15日，由於托派叛徒的出賣，陳獨秀被國民黨特務捕獲。1937年8月23日出獄後他公開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以此撇清與托派的關係。失去了「老頭子」陳獨秀的影響，「中國托派」呈現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獄中，一部分人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還有一部分為了生存流落社會，只有極少部分成員還掙扎著進行托派事業。
王明、康生從蘇聯回來時，正是斯大林以反托洛茨基主義為名搞大清洗的最後階段。深受斯大林肅托影響的王明、康生，一回國就按照共產國際作出的《關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姦細——托洛茨基分子作鬥爭的決議》精神，炮製了肅托論，組織領導肅托工作。
此時陳獨秀已經出獄，思想發生了變化，兩次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見葉劍英、博古，提出願與共產黨合作抗日。
王明聽說要與陳獨秀合作，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就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法西斯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國民黨特務等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王明這個說法原則上是照抄蘇聯對托派的政策，說陳獨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則事出有因。主要是因為托派成立後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也反對共產黨的主張，觀點極左，很容易為國共雙方所不容。托派的中央委員陳仲山給魯迅去了封信，還郵寄了宣傳品。此時魯迅已經重病，無法回信，就由魯迅口授、馮雪峰代筆寫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上海的《文學期刊》和《現實文學》同時發表。這封信中，有這樣一段指斥托派的話：「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
魯迅的這封信本來是當時左翼文人中論戰慣用筆法，就好比有人說魯迅是領盧布的一樣，罵過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這一點，當時正是蘇聯反托洛茨基派的高潮時期，編輯部設在莫斯科、印刷廠和發行部設在巴黎的《救國時報》第39期第一版，發表一則署名伍平的長篇報道，題為《我們要嚴防日寇姦細破壞我國人民團結救國運動，請看托陳派甘作日寇姦細的真面目》。為加強這篇報道的政治張力和新聞導向，報紙還在頭版頭條配發題為《甘作日寇姦細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論，在國際上把陳獨秀和托派說成了日寇姦細。
王明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他說陳獨秀是漢奸就是從這裡來的。
康生這人最大的特長就是緊跟領導。他和王明一起從蘇聯回來，王明又處處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康生不聽他的聽誰的？於是，康生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剷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導下，在各方面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
康生在國內公開誣陷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現在的中國托派領導人陳獨秀是漢奸。
這篇文章發表後，影響非常惡劣。原因是陳獨秀此時剛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雖然他在中共黨史上犯過錯誤，但並不等於他的人品有問題。康生的文章在《解放》雜誌上一發表，很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認為是中共中央的精神，紛紛發表文章，要中共拿出陳獨秀是漢奸的證據。康生本身就是信口雌黃，哪裡會有什麼證據？但就這麼奇怪，還真的是形成了一種托派即漢奸的奇怪論調。
這些東西劉一民穿越前就知道，百度上輕輕一點就能搜索出來。有些東西是黨史研究的成果，也能在學術雜誌和網路上看到。像誣陷陳獨秀是漢奸的問題，就是政治環境穩定後的研究成果。
自從六屆六中全會上康生受了王明的蠱惑、走錯一步後，黨內地位大大下降。康生是什麼人？他怎麼能夠甘心呢？
康生等待的機會來了。
去年9月，托派在法國召開了國際性大會，成立了第四國際，宣布建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這個消息傳到國內很晚，已經是六中全會以後的事情了。加上八路軍在山西作戰時，繳獲了一份日本特務機關的文件，上面說要與中國的其它勢力合作，共同對付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八路軍。
康生得到這些情報後，如獲至寶，拉著二胡在音樂的旋律中冥思暢想後，在中央黨校就大講特講托派的危害，講肅托的重要性，講共產國際對開展肅託運動的要求，講六中全會政治報告對肅託運動的部署。
托派最有特色的主張就是在更加民主的氛圍下討論革命問題，也正是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