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即便是唐昱的心中對於分稅制有著各種各樣的擔心和不滿意之類的東西，這些擔心和不滿意，此刻的他定然是不會和蘇慕儒這些人說出來的，那些東西，或許和沈睿鴻可以淺淺的談一些，還不能過於深入，至於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他是萬萬不會談論這些東西的。
唐昱想來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什麼事情，知道有些事情，在這個時候可以做，那個時候就不方便做。
以唐昱現在的資格，他不過一個小小的高中生，充其量有一個處級的政府秘書長老子和一個地級市的市長做乾爸，就他這樣的小身板和分量，不要說干擾到中央那個層面類似於分稅制這樣重要的政策制定，便是省內和市裡邊的一些東西的制定，如果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來說服沈睿鴻和蘇慕儒，讓他們同意觀點，他都沒有參與進去制定政策的資格。
所以，即便他前世的經驗以及社科院充電時候的學習，讓他早就知道分稅制下隱藏的種種弊端和隱患，不過此時此刻，那是絕對不適合提出來的，提出來，無論是對他或是對蘇慕儒或是對沈睿鴻，都沒有好處的。
分稅制改革，即便是在唐昱重生的那會兒，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體制改革裡邊依然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分量，記得唐昱重生那會兒恰好是建黨九十周年的周年慶，國內在大肆的宣揚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改革履歷，分稅制的改革在其中名列前茅。93年和94年的那會兒，在後世的評論家口中，這兩年一度被稱為朱延山副總理的改革年，可見分稅制改革的重大意義。
那時候，在中央財政幾近於崩潰的情況下，分稅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勢在必行，可以說，中央的財稅制度已經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在那種大背景下，別說唐昱或是唐天鴻、蘇慕儒這種層面的人提出異議，便是沈睿鴻提出來，中央也要毫不猶豫的碾過去，忽視你的意見那是最好的結果，若是把你碾哥粉身碎骨，那就悲慘了。
在這種情況下，明知道出力不討好的情況下，唐昱自然不會自討苦吃，也不會讓蘇慕儒和沈睿鴻自討苦吃。
唐昱心裡邊清楚，或許在日後逐漸強大之後他或許有資格參與到這個層次的東西，不過現階段，他最多只能和蘇慕儒等人說一下分稅制裡邊各種需要注意的事項罷了，其他的東西，卻不是這個時候的他能夠參與的。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把某些不輕不重的想法和沈睿鴻隱晦的淺淺表露一下，至於最後能不能進入某些人的耳朵，進入耳朵之後又造成什麼樣的想法，那就未可知了。
不過饒是如此，唐昱今天說的東西還是讓蘇慕儒和唐天鴻兩人大為受益。要知道，那可是穿越了接近二十年的時光來到這個是帶動額產物，是唐昱前世的時候在社科院拜讀了眾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的評論性的文章才能說出來的東西，不客氣的說，便是制定政策的中央領導，包括朱延山副總理在內的人，他們都未必有唐昱了解的清楚。畢竟，時代總有他的局限性，而實踐之後才能檢驗出裡邊的弊端和隱患等等的東西。
看完唐昱那份總結的小冊子，蘇慕儒不得不感慨兩聲，「寫了這麼多的東西，倒是不知道，這裡邊這麼深的門道，你小子如何能知曉，這可不單單是一個政治敏銳性那麼簡單的東西。而且，你代寫的那篇文章上了內參之後我還特意留意了這方面的東西，不過都是流於表面了，想你這麼深入的觀點，倒是少見的很，雖然也偶有發現，不過這麼系統性的弄出這麼個東西來，你小子大概是頭一個了。我和你爸可一直好奇，你小子的腦袋是怎麼生的，這些東西，可不像是你這般的年紀的人能夠想得到的東西啊。」
蘇慕儒這麼說，唐天鴻也一臉疑惑的看著唐昱。說實話，他自己心中也是很好奇的。雖然說一切對兒子的了解也不多，不過妖孽到這種地步，還是很出乎他的意料的。在經濟學和英語上邊的表現也就罷了，這麼大的人口基數，總會有幾個天才出現，不過政治上許多和閱歷掛鉤的東西，可不是天才就能解釋得了的。有些東西，那是需要閱歷的。
倒不是他兩人起疑心，實在是唐昱的表現過於妖孽。
蘇慕儒和唐天鴻都算作是學院派出身的官員，兩人上的同一所大學，是遼大最早的一批經濟學類的碩士研究生，偏重於理論性質的東西他們是很在行的，而且對於經濟學上的很多東西都有較深的見解。這會兒雖然撇了書本多年，不過見解卻未必少得了。就想這次的分稅制上邊，兩人心中未必沒有其他的想法，未必不能發表一下意見和見解，可是聽唐昱說過之後，與他們心中一印證，好多想法便豁然開朗。
唐昱某些點評性質的話語，即便是有了二十多年的閱歷，有一定理論基礎的蘇慕儒還是不得不讚歎一聲，確實一針見血。而且，唐昱手寫的那本小冊子裡邊提醒蘇慕儒注意的一些東西，其詳細程度，更像是已經親眼見證過國稅地稅之間的矛盾，要不不可能說的那麼清楚。憑空臆造，似乎達不到那種程度，很多國稅和地稅可能存在的爭端問題，之前的人大概想都沒有想過，不過看了唐昱的書寫，似乎又極有出現的可能，很有道理，讓人不得不信。
當然，最讓唐天鴻和蘇慕儒他們兩個疑惑的還不是這點，而是那篇上了內參的文章，那才是引動兩人疑惑的焦點，實在是因為，這才的省城之行，那份內參的文章，給蘇慕儒的震撼太大了。
當時的篇文章是唐昱的提議之下寫的，當時的東陵市，因為陳松威這個市委書記抬頭的騙稅案件發生在了地方與中央進行稅改博弈的關鍵時期，而被中央掌管的媒體的喉舌把東陵市頂到了風口浪尖之上，當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唐昱提示蘇慕儒寫那篇文章的，在那個時候，蘇慕儒作為陳松威一案的直接受害者，又是東陵市的市長，他最有發表看法的資格和立場。
文章最初是由蘇慕儒表達意思的觀點，唐天鴻親自動手寫，寫成之後蘇慕儒又經過自己的潤色，最後經過唐昱的潤色才在內參上邊發表的。說實話，當時的蘇慕儒對於那篇上了內參的文章也不是很在意的，當時只是作為緩減市內壓力的一個辦法而已，可沒想到最後會引起那麼大的轟動。
唐昱潤色過的文章他們看過，把他們寫的文章，改的是面目全非，唐昱對那篇文章已經不單單是潤色那麼簡單，而是直接改變了他們要表述的中心思想，完全改變了整篇的文章，篇幅也增加了一倍不止。
蘇慕儒當時還有疑惑，疑惑唐昱的那篇文章，不過他原本就不是很在意，加上唐昱的文采出眾，文章的整體構架也不錯，讀起來的感覺，似乎唐昱寫書來的東西似乎比他們那份要好很多，也有利於緩減當時風口浪尖之上的東陵市的壓力，所以，最後徵求過沈睿鴻的意見之後也就署名發表了。
現在想來，蘇慕儒倒是覺得，沈睿鴻大概在當初第一眼看到文章的時候便知道是唐昱動筆寫的了，要不也不會在這次在省城的時候和他說那些話。
當初蘇慕儒和唐天鴻看唐昱的那篇文章還不覺得如何，只是覺得文章的構架不錯，讀起來也朗朗上口，而且內中行文措辭異常的老辣，倒像是老機關的人寫的。他們大概不知道，唐昱在前世的時候寫東西就不錯，家庭變故住進老街之後，還被岑培倫這個遠近聞名的筆杆子特意調教過，水平自然不差。他大學時候做了很多的兼職，其中一個就是給一個平面媒體寫稿，之後大學期間還陸續寫過軟文、新聞稿、劇本之類的槍稿，寫起來自然是熟門熟路的，寫出來的東西自然不一般。他大學畢業之後參加工作，第一次被老闆賞識還是因為他那過硬的筆杆子。
蘇慕儒和唐天鴻初看唐昱的文章，在內容上倒不覺如何，當時的他們，對於這個分稅制的了解還不是很深的。可是這會兒，中央稅改的文件下發之後兩相一對照，再反過來看看唐昱寫的那篇文章，他們就會驚訝的發現，唐昱寫的那篇文章，內中與中央的那份紅頭文件，內中或明或暗的契合點，竟然達到了七成左右，其他唐昱寫上去的東西，雖然沒有表現出來，不過與那份文件之中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抵觸。
這麼驚人的相似度，倒似乎唐昱是朱延山副總理肚子里的蛔蟲一般，事先便知曉了中央可能會出台的政策，然後才寫出了這篇文章，文章和那份紅頭文件，若是出現的時間顛倒一下才合理，現在出現的先後順序，著實奇怪，這一點才是蘇慕儒和唐天鴻疑惑的。
按照蘇慕儒最初的想法，他在心中猜測，或許這篇文章表露的是沈睿鴻的想法也說不準，只不過沈睿鴻的身份不大適合說這些話，所以才借蘇慕儒的署名表露。畢竟，沈睿鴻身為省長，而且是出了騙稅案的遼海省的省長，很多話都是不方便說的，借著蘇慕儒這個身份更加合適的人來說也說不準。
而且，那篇文章，需要寫作之人對中央層面的意圖領會到一定的地步，對朱延山副總理這個人了解到一定的地步，然後還需要考慮地方上的好多東西，考慮到地方上與中央的利益大博弈，考慮到雙方各自可能需要作出的妥協，然後才能寫出來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