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昱也贊同了一聲蘇慕儒的說法，中央卻是窮怕了，這才有了這次的稅制改革。
事實上，他對於分稅制改革的背景可要比蘇慕儒了解的清楚的多，不僅有前世的記憶，還有這一世專門收集的資料。當然，大多數還是源自於前世的記憶，源自於前世在社科院充電那段時間的瘋狂涉獵，至於這一世收集的資料，卻是為了說話之時不說露了嘴。
事實上，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央的財政已經到了懸崖的邊上，不得不進行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的中央財政就陷入了嚴重危機，由於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狀態。中央財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國家財政投入的國防、基礎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設資金嚴重匱乏。
正是這場財政危機，讓黨中央、國務院痛下決心，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在國內開了序幕，這才有了蘇慕儒手中的那份文件。
在唐昱前世的記憶之中，九十年代初的那會兒，中央財政窘迫到了極致，好像是1991年的全國財政會議，當時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第二年的預算無論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個大的窟窿，因為前一年稅收只有2970多億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難，又趕上貴州遭遇大災，中央沒有錢給地方。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出於無奈，要各省作「貢獻」，從1000萬到1億元不等。
原本每年財政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做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可是那一年的財政會卻變成了變相的「募捐」會。據唐昱看的某些文字資料描述當時的事情，一些財政廳廳長當場和中央財政部翻臉說：「跟我要錢，我可沒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財政廳廳長與財政部長當面「反目」。
而也這是那次的反目，才促使了中央下定決心要充實錢袋子。
唐昱記得，前世的時候有個經濟學家還專門評論過那次的財政會議，評論當時的「反目」到底有沒有道理？
事實上，按照當時的說辭，人家地方上是有道理的，有人家不給錢的理由！就比如廣東，依據與中央簽訂的財政大包干「契約」，廣東每年只向中央財政上交22.74億元，遞增9％，再要錢就超出「合同」範圍。但是，讓財長下不來台的是，原以為由於中央給了廣東很多優惠政策，就連關稅都留給了廣東，中央財政遇到困難，要點小錢會如此不給面子。
在唐昱的記憶中，他在社科院充電的那會兒看過的資料中似乎提到，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的事，每次總數大約都是二三十億元。其實人們心裡都清楚，名為「借」，實為「取」，就是要地方「作貢獻」，有借無還的買賣，地方上邊自然不樂意。
財政會議還向地方「壓」稅收指標，壓不下去預算盤子就定不下來，中央財政下一年度就無米下鍋。因此，財政會議上「羅圈架」打得不可開交，稅務局長跟財政部「打」，地方財政廳廳長也跟財政部長「打」。稅務局說：我們收不了這麼多。財政部堅持不讓步。當時，幾乎所有省份對中央下達的稅收指標提出異議，特別是富裕地區。
那個時候，據說一年一度的全國財政會一開就是半個多月到20天，會上不是認真總結財稅工作，變成人們為「領任務」，分稅「收指」標而爭執不下的會議。
也正是中央的錢袋子太空，中央被窮怕了，在財政過於窮迫的背景下邊，才有了朱延山這位向來喜歡大刀闊斧整改又有著鐵血手腕的人士進行這次分稅制改革。事實上，中央對於重用朱延山副總理這樣的人也是很有用意的，有些事情，不是每個人都能做，不同的事情就需要不同的手段來。
關於當年中央財政的窘迫，唐昱的記憶裡邊有這樣一組書記，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銀行掛賬。中央財政非常困難，唐昱好像記得，當時的財政部部長似乎某個劉姓人士向分管銀行的朱延山副總理借錢，朱延山當時沒有答應，而是開始醞釀分稅制改革的事情。
其實在那種情況下，中央的財政已經難以維持下去。
好像是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標發出警示，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唐昱不太記得前世的具體數字，不過他這一世通過沈睿鴻也收集了一些資料，唐昱把那些資料拿出來分別給唐天鴻和蘇慕儒看，資料上邊，中央的財政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唐昱的腦中還有一份當時的數據，那時候整個財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徑也僅僅持平；工商稅收140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稅10％，僅比上年同期增長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5.1％，上半年達到14％，比1992年GDP增長12.8％高出不少。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比例失衡，全國生產增長速度很高，而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
稅收增幅小，開支卻大幅增長。資金不到位的情況多方出現：糧食收購財政虧損性補貼資金不到位；重點建設資金不到位，很多重點建設卡著脖子，如鐵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進度，重點建設資金上半年至少要撥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為19.5％，差了將近一半；重點生產企業和重點出口企業缺乏流動資金。
與此同時，需要由中央財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總理宣布財政再困難也不能到銀行透支之後，所以那一年，劉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自然沒借來。當時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財政緊張到這種狀況，引起朱延山副總理的高度重視。
那時候的他已經意識到，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會垮台，這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關於分稅制改革，在中央早就進行過討論，只不過一直沒有一個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來，也沒有人去挑這個擔子。
在唐昱的記憶之中，前世的時候，是在1993年7月的時候，朱延山副總理來到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對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員說過這樣一番話：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過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卻佔50％多，收支明顯有差額，中央只好大量發債，不然維持不下去。去年，內外債務，向銀行借款900多億元，今年預計1000多億元，中央背著大量的債務，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財政困難，而且是加劇的趨勢。一般來說，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央財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佔40％，地方佔60％。但是我們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這種狀況是與市場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的，必須調整過來。
不過這一世的情況顯然有所改變，因為騙稅案的發生，促使朱延山副總理關於稅制改革大變動的提前發動，七月份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具體的流程，開始了與地方上邊的談判，開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財政為何窮迫到了這個地步？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這些東西，這份稅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不過很顯然，前世之時唐昱在社科院裡邊接觸到的東西被完備，到了2000年後，隨著某些分析軟體和數學建模的出現，很好的分析了那個時候的中央財政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
具體來說，8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持續性的高速經濟增長。1980年—1990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率為9.5％。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帶動和促進國家財力的同步增長。當時，財政部透露，政府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財政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已經削弱了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
為什麼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不斷下降？為什麼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是什麼造成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已經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觸到的絕大部分資料都顯示，這是因為當時稅收體製造成的結果，是因為稅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沒有增量。
在分稅制改革之前，國內的財政體制始終處於多變的、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裡，國內的財政體制變動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財政體制只維持了一年，這種頻繁改變的財政體制，自然是罪魁禍首之一，不過也僅僅是之一。
當時，全國的財政體制大體上分為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干、定額上解、定額補助，另外還有五五分成的分稅制試點。這種狀況，被形象地比喻為「一省一率」的財政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