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到，共同覬覦紫禁城龍床的兩大勢力之間，似有某種默契。以當時明朝之虛弱，李闖和滿清，不論誰，擊潰之皆易如反掌。滿清勢力距北京更近，實力也較李闖更強；闖軍輕入，攻佔北京，而清人不先得，誠可怪也。俗史誇大吳三桂的作用（所謂「歷史罪人」），乃至將香艷故事——劉宗敏橫刀奪愛霸佔陳圓圓——敷衍為歷史的決定性因素，雖然煽情，卻實屬笑談。吳三桂降不降清，獻不獻山海關，對清人入主中原，其實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清人攻到長城以里，本非必由山海關不可，崇禎年間，清兵（改國號之前為後金）早已由各關口突破長城不知多少次；沒有吳三桂，不走山海關，清人照樣入得中原，絲毫不成問題。闖軍之能捷足先登，恐怕出於兩點。一是此前一年（1643）八月，皇太極方崩，清國舉哀，暫緩奪取中原計畫；二是對於明廷不亡於清而亡於李闖，清國君臣極可能早有暗謀，樂觀其成，然後以此為借口，「興仁義之師」，「剿賊滅寇」，以「正義之師」姿態入關，盡量增加自己取代明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這在多爾袞致吳三桂求援信的答書中，可以找到直接證據。書稱：
我國欲與明修好，屢致書不一答。是以整師三入，蓋示意於明，欲其熟籌通好。今則不復出此，惟底定中原，與民休息而已。聞流賊陷京都，崇禎帝慘亡，不勝髮指，用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伯（吳三桂封爵平西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勿因向守遼東與我為敵，尚復來歸，必封以故土……昔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用為仲父，以成霸業。伯若率王（率先奉清為王業），國讎可報，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
這一歷史關頭的實際過程是，清國在得到闖軍已於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的情報後，即由順治皇帝於四月初八日在盛京任命多爾袞為大將軍，南下奪取中原。次日，清軍迅速兵發瀋陽。中途遇吳三桂信使求援，遂折往山海關方向運動，並與吳三桂部隊匯合後於此處擊敗闖軍。這清楚顯示，清兵入關的決策與動作，先於吳三桂請援和獻降，是一單獨行動，且明顯是利用北京被闖軍攻佔、崇禎殉國為機會和借口。
多爾袞信還透露一點，從一開始，清人就希望以中國道統繼承者的姿態，接管權力。這種認識與心態，同四百年前的蒙古人截然不同。這也就是何以蒙元始終不改其「入侵者」形象，而滿清卻能完全融入中國正統歷史與文化的原因所在。此乃題外話，不表。
1644年，崇禎坐龍床的第十七個年頭，也是最後一個年頭；以舊曆天干地支排列演算法，歲在甲申，所以又叫甲申年，後遂以此揚名史冊。
甲申年的元旦——也就是正月初一——在公曆是1644年的2月8日。如果現在，這天舉國上下已經放假，歡度春節，不用上班。當時不同，作為新年第一天，皇帝和百官仍須早朝。崇禎又是一個特別勤奮的皇帝，當此人心惶惶之際，他很想借新年第一天振作精神，有個好的開端，所以起得比平時都早，天未明，就去皇極殿（太和殿）視朝，接受百官朝賀。
升殿後，卻發現底下空空如也，只有一個「大金吾」（近衛軍官）孤零零立在那裡。其時，鐘鳴已久，照理說，百官聞鍾已該到齊。崇禎問其故，金吾支吾道也許眾人不曾聽見鐘聲。崇禎命再鳴鐘，不停地鳴下去，且吩咐將東西宮門大開，讓鐘聲傳得更遠。久之，百官仍無至者。
照例，本該百官按部就班，各自歸位，皇帝出來接受朝拜；現在倒成了皇帝光桿司令先在那裡等候群臣。崇禎面子尚在其次，這實在太不成體統。為避免這局面，臨時決定把本來放在朝拜之後的謁祖提前舉行，那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過，謁太廟必須有儀仗車馬，急切卻備不齊，還是放棄，傳諭仍舊先上朝，二次升座。
那天所以鐘聲大作，而百官不聞，據說是天氣極為惡劣，「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 。任何有北京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當此時，滿耳但聞風吼。
又候了一會兒，百官終於匆匆趕到，現場十分混亂。當時文武官員，分居北京西城、東城，而上朝站班卻相反，文立於東，武立於西。這天，因為情勢窘急，許多官員趕到後，顧不得繞行，按最短路線歸位。結果，文臣直接穿過武班，武將也從文班鑽出；行經中央空地時，因為是皇帝視線正前方，每個人都佝僂著身子，甚至爬在地上匍匐而過，模樣滑稽可笑……
大明王朝最後一年，就這樣開始了。後人評論說：「絕非佳兆。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此矣。」
談到迷信，還有更奇特的。某晚，崇禎得夢，夢中神人在他手掌上寫了一個「有」字，他困惑不解，講給百官聽，請他們解釋。百官當然揀好聽的說，「眾皆稱賀」，說這個「有」字代表「賊平之兆」。馬屁聲中，卻忽然有人大放悲聲，眾視之，是內臣王承恩。崇禎驚問何意，王承恩先請皇帝赦其不死之罪，而後開言：「這個『有』字，上半是『大』少一撇，下半是『明』缺一日，分明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神人暗示，我大明江山將失過半。」 ——這真有其事，或系後來人所編捏，無考。但那王承恩三月十九日陪著崇禎一道弔死煤山，卻是真的。
也是這一天，甲申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啟用國號「大順」和年號「永昌」。倘若四個月後，他並非曇花一現地從北京消失，是日就將作為永昌元年載入史冊，而「崇禎十七年」則不再被人提及。
三天後，大順軍兵分兩路，徑奔北京而來。一路之上，摧枯拉朽，明軍望風而降，除少數幾座城池（例如代州）略有攻防，大順軍基本是以行軍速度向京師推進。據載，三月一日到大同，八日便至宣府；十五日早上通過居庸關、午間就已抵達昌平，比一般的徒步旅行者速度還要快！
話分兩頭。雖然通訊不靈，信息遲緩，但李闖殺奔北京而來的事態，還是不斷傳到紫禁城。從二月起，至自殺前最後一天的三月十八日，朱由檢「每日召對各臣」。單這一個來月，他的出勤率，興許就頂得上他的天啟哥哥的一生。幾代皇帝逍遙、荒怠與揮霍所欠下的沉重歷史債務，統統要他一個人來還，而且還根本還不清！
缺德、作孽，這樣的罪愆簡直可以不提，崇禎想還也還不起；眼下，一個最實際的難題，一種燃眉之急，他就無法解決——沒錢。誰都無法相信，泱泱大國之君，幾乎是一個破產的光棍。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一個年輕人奉調來京。他叫趙士錦，隆慶、萬曆間名臣趙用賢之孫。他被工部尚書范景文推薦，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一職，因此趕上了歷史巨變一幕，在此後一百二三十天內，歷經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脫闖軍控制，輾轉南歸。後來他將這離奇經歷寫成《甲申紀事》及《北歸記》兩篇文字，句句目擊，極為真實，不啻為描述1644年甲申之變的報告文學傑作。後面我們將在很多地方引用他的講述，這裡先自其筆下實際地了解朱由檢最後時日的財政狀況。
趙士錦到任後，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門，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國庫之一、工部所屬的節慎庫，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辦理交割。他在《甲申紀事》和《北歸記》重複錄述了清點之後的庫藏。《甲申紀事》：
十五日，予以繕部員外郎管節慎庫。主事繆沅、工科高翔漢、御史熊世懿同交盤。……新庫中止二千三百餘金。老庫中止貯籍沒史𡎊家資，金帶犀盃衣服之類，只千餘金；沅為予言，此項已准作鞏駙馬家公主造墳之用，待他具領狀來，即應發去。外只有錦衣衛解來迦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為守城之用。
《北歸記》：
庫藏止有二千三百餘金。外有迦納校尉銀六百兩、易錢銀三百兩，貯吳書辦處；同年繆君沅云：「此項應存外，為軍興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衛國庫的老軍，對趙士錦說：
萬曆年時，老庫滿，另置新庫。新庫復滿，庫廳及兩廊俱貯足。今不及四千金。
趙士錦感慨：「國家之貧至此！」
趙士錦親眼所見，因此知道國家確確實實一貧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像國庫之虛已到這種田地。當時百官以及富紳，都認為崇禎藏著掖著，擁有巨額內帑，卻捨不得拿出來。這也難怪，崇禎祖父萬曆皇帝當年搜刮之狠和慳吝之極的性格，給人印象都過於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亂之後，崇禎接見閣臣，議及局勢，眾臣都敦促皇帝以內帑補充軍餉，崇禎惟有長嘆：「今日內帑難告先生。」 然而無人肯信。明亡之後，仍有人批評崇禎小氣，如楊士聰、張岱等。甚至將闖軍逃離北京時攜走的拷比得來的三千七百萬兩金銀，傳為掘之於宮中秘窖。這顯然不可能。崇禎身家性命且將不保，留此金銀何圖？「國家之貧至此」，是城破之前趙士錦以目擊提供的證言。
以這點錢，不必說打仗，就算放放煙火，恐怕也不夠。關鍵在於，皇帝與其臣民之間完全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