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風劣壞，人們往往以「腐敗」二字言之。但細察其情，腐敗也是有分別的，不能一概而論。
有一種腐敗，鑽制度與法律的空子，以權謀私；這類現象，何朝何代都有，無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認為——權力必然伴生腐敗，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較嚴密、監管比較有效，就輕一些，反之就重一些。總之，這種腐敗雖同屬可恨，但我們無奈卻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權力本身這東西人類可以消滅之。
還有一種腐敗，已不僅僅是鑽空子，偷摸以為而已，簡直成了與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禮的另一套規則、尺度。制度、法律，名義上雖在，卻已形同虛設，社會的真正運行不能按照公開的合法的準則，而非得按照腐敗的準則，不然就不能運轉，就簡直無法辦任何事。這種腐敗一旦發生，社會必已到崩潰邊緣，因為在它背後，是人心的徹底渙散，社會沒有任何公信，完全返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動物狀態，顯示了「好一似食盡飛鳥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普遍而強烈的預感。
李清，崇禎年間中進士，並開始做官，歷刑、吏、工三科給事中，官場見聞極廣。明亡後隱居，將所歷者記於著述，因為曾任職三科，故名《三垣筆記》（垣，古時也是官署的代稱）。明末政壇的腐敗，究竟到什麼地步，翻翻此書，大致可以明白。
內有一條，記錦衣衛頭目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吳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泄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廠情形亦復如此。李清舉了一個例子，說某知縣送給翰林編修胡守恆二十兩銀子，求他寫一篇文章，胡錢還沒拿到手，僅僅事為東廠所聞，「亦索千金方已」。
這裡面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點：一，錦衣衛、東廠是當時兩大刑偵部門，竟然完全變成敲詐搞錢工具，而誰都曉得，司法腐敗（執法違法）乃是最可怕的腐敗。二，事情的背景，應該是崇禎狠抓吏治，展開清查貪官污吏的行動，然而連這樣一個行動本身都變成了腐敗的一部分，時事糜爛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吳孟明及其兒子「故泄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時這做法的背後，也確實是以大量腐敗現象為支撐，「緝獲州縣送禮單」即為明證，可見從中央到地方，統統爛掉，大家無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么？且慢，僅僅索賄受賄還不算什麼，更有甚者，不是什麼人都能讓當權者接受你的賄賂，這錢送得出、送不出，還得有門路。當時有個叫吳昌時的禮部郎官，專門充當行受賄賂者的中間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問題的官員，都走他的門路，「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而姓吳的，自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亦揚揚居功」。這是李清親眼所見。
是不是只有東窗事發、大禍臨頭的人，才行此齷齪之事？非也。權錢交易，滲透到官場的每個細胞。每年政績考核之時，便是權錢交易旺季，因為考核的結果與晉職或改遷直接相關，想高升的，或想換個肥差的，此時就全靠金錢開路。李清說：「予同鄉數人，轉易如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為升降耳」。誰說金錢萬能是資本主義特產？極權帝制，金錢也萬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問題，同樣靠錢擺平。崇禎即位以後，對賦稅抓得很緊，給各地方定下額度，但這額度又很有些想當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說陞官不可能，還得停發工資和降級，據說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如此，計將安出？還得靠孔方兄出面。「時戶部（財政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為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書手，也即文書，負責編抄的刀筆小吏。地位雖卑微，但在這件事上意外地握著生殺予奪大權。他們所為，說白了就是做假賬，現代社會的腐敗分子也很用得著這種人。
上述種種，尚為可想像之腐敗。李清另外所記的某些情況，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紙黑字、有名有姓地記錄下來，誰都無從設想那樣的情節。
崇禎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關內，圍困北京，明廷幾乎覆亡，只因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準備，僅飽掠而去。前後數月內，明軍從無還手之力，而當清兵退卻之時，卻有人以為其機可趁，藉此發一筆國難財。有個太監叫孫茂霖，朱由檢給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敵人（「嚴旨令無縱出口」）——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敗逃跑，是主動退卻，何談一個「縱」字？——但更絕的是孫茂霖的做法，他領著人馬，在長城關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來，先向他們要錢，「孫及部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予五兩，乃不發炮而俾之逸」。拿買路錢，就放行，否則，打炮。當時清兵在中原劫掠數月，滿載而歸，而且本來不準備打了，已「無必死心」，每人掏五兩銀子，小意思。於是，孫茂霖居然得逞。這件事被揭露以後，朱由檢極為震怒。不要說朱由檢震怒，就是時隔四百年的我們，聽見這等事，也徹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瘋狂到只想撈一把，看來就必定是天良喪盡。
還有一個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鄭鄤被參下獄之後，李清跟鄭的同鄉、御史王章談起此事，王言語間極為鄙夷，李清於是問：「孫尚書（孫慎行）可謂你們家鄉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會那麼欣賞鄭鄤呢？」王章嘆氣道：「孫大人愛讀書，但他身邊的人，全都拿了鄭鄤的賄賂，每次孫大人正看什麼書，准有人飛速報知，過了幾日，鄭前來拜謁，孫大人一談起所讀之書，鄭無不口誦如流，讓孫大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歷來行賄，要麼為了陞官，要麼為了枉法，要麼為了發財。為了解別人讀什麼書而行賄，真是頭一遭聽說。這個故事也許不值得扼腕，卻足夠讓人大開眼界——連孫慎行喜歡讀書這麼微不足道的細節，都引得「左右數人莫不飽鄤賄」，崇禎時代政壇還能有一處乾淨地方么？
明末政治的渙散，並不止乎腐敗一端。辦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責、虛與委蛇，是普遍狀況。即便沒有腐敗到那樣的地步，以當時士大夫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明朝離亡國亦已不遠。
崇禎圖謀振興的抱負，很快受到這種現實的沉重打擊。他好幾次怒不可遏當面斥責大臣：
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召對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
朕自即位以來，孜孜以求，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
這些批評，一針見血。一則，正德、嘉靖、萬曆、天啟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難見帝君一面，即有奏對，也多為虛套，一百多年不曾認真研究問題、處理問題，大小臣工早已養成大而化之、馬虎含糊的習慣。二則，科舉取士本身，就是從虛文浮禮中選拔人，滿嘴子曰詩云，實際的經世治國才幹原非所學所長，當著承平之世，這種弊端不大顯得出來，一到多事之秋、國家急需用人之際，士大夫拙於實幹的本質，立即彰然。
關於科舉誤國，我們可能以為那個時候的人認識不到，非等十九世紀洋槍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國來，才認識到。其實不然，明朝人不單有此認識，而且認識之精準根本不遜於鴉片戰爭之後。崇禎九年，有個名叫陳啟新的武舉，上書論「三大病根」，列為頭條的即為「以科目取人」。他是這麼論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悌）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
不惟指出科舉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紙上空談」，更進而戳穿科舉的本質就是做官，「致富致貴」「榮身榮親」。後來，近代對科舉的批判，也不過如此。既然區區一個普通武舉，能把話說到這個層次，可以推想類似的認識絕非少數人才有，很多人都心裡有數。但讀書人靠科舉吃飯，他們不會出來抨擊，砸自己飯碗。陳啟新因為是武舉，而武舉制度在明代一直搖擺不定、本身並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實際上是「體制外邊緣人物」，同時他「覘知上意」，揣摸出崇禎現在最頭疼的問題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發空論，於是瞅准機會，投其所好，上此疏抨擊科舉，果然「上嘉異之」，破例授以吏科給事中官職。此事可悲之處在於，抨擊科舉而且抨擊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這是題外話了，按下不表。
總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見一位頭腦敏銳並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時常顯得尖酸苛薄的君主，二者間錯位、尷尬的局面，遂勢所難免。
在《烈皇小識》中，類似場面比比皆是。作者文秉，為東林名流文震孟之子，所敘之事顯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禎侍講，常得親炙聖顏（崇禎為學頗勤）。因此，《烈皇小識》的內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