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位喜歡惡作劇的老人。我們看到，至少自弘治皇帝之後，明朝百多年中，沒有一個皇帝肯稍微認真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然而，在它行將完蛋之際，反而跑出來一位想要好好工作的皇帝。
歷來都把崇禎皇帝視為悲情人物。除了亡國、弔死的下場，許多人還替他抱一些不平，嗟嘆此人勤勤懇懇，一生操勞，卻不得好報。只因人們久已習慣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爾有個將身心撲在國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於心不忍，覺得這樣當皇帝，有點虧。
不管怎麼樣吧，崇禎皇帝——朱由檢——真的是沒享過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與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種簡單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體的忙碌，朱由檢苦在精神和內心。登基前後擔驚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內外，危機四起，一團亂麻，他左支右絀，疲於應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輕鬆，國破家亡，帶著恥辱和錐心之痛，弔死。
那張龍床對於他，如坐針氈。
光宗朱常洛生子不少，一共七個，活下來的卻只有兩個。一個是朱由校，另一個就是朱由檢。
朱由檢排行老五，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母親劉氏，生朱由檢那年，十八歲。朱常洛這個人跟他父親朱翊鈞是一丘之貉，都很薄情寡恩。劉氏十八歲替他生了兒子，他待人家卻很不好，劉氏極為抑鬱，萬曆四十二年（1614）死掉，只有二十二歲，還是花季妙齡。
朱由檢四歲失去母親，朱常洛把他交給西李——就是「移宮案」中那個賴在乾清宮不走的李選侍。那時有兩個李選侍，為了區別，人們分別把她們叫作西李、東李。西李是一個刁蠻的女人，卻為朱常洛所喜歡。東李人很好，後來，朱由校繼位，請東李承擔撫育五弟由檢的任務。
又過五年，朱由校母親王氏也悲病交加死掉，朱常洛又把他也送到西李宮中。這樣，兄弟倆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當時，朱由校已經十四歲，朱由檢九歲。
西李的頤指氣使，朱由校後來忘得一乾二淨，反過來跟客魏一道，迫害把自己從西李手中解救出來的楊、左等人。但朱由檢不曾忘記。
「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後」，剛登基的朱由校降旨，朱由檢「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娘，即曾封庄妃者看視」。東李的庄妃封號，是朱由校給的，朱常洛不曾封她為妃。
這是朱由檢一生中比較幸運的事。東李，也就是現在的庄妃，性格「仁慈寬儉」。逐字地講，就是心地善良，有母性，待人寬和，生活樸素。她給了朱由檢很好的照顧，「愛護關切，勝於親生者也」。在給予母愛的同時，也把比較端正的人品傳授給朱由檢。
但是，一般狗眼看人的勢利之人，卻並不尊重她。負責服侍庄妃的太監頭目叫徐應元，魏忠賢的鐵哥兒們，賭友兼嫖友。他眼裡沒有庄妃。「應元既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揚自得，或笞詈左右，無所忌。」庄妃是個內向的人，受了氣全咽在肚子里，「謹重寡言，負氣憤郁，竟致病薨」。死於哪一年，不詳；當在天啟二年以後。
朱由檢從小喪母，在西李宮中度過一段無人疼愛的時光，好不容易在庄妃這裡重新找回母愛，卻又很快失去，痛苦可想而知。庄妃之薨，令他極「哀痛」，「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亦即，在他心中，庄妃跟親生母親一般無二。而是誰害得慈母過早逝去，一清二楚。所以，朱由檢與魏閹之流之間，是有深仇的。
天啟二年，封信王，但一直住在宮裡，直到天啟六年，才遷信王府。天啟七年，十七歲，選城南兵馬副指揮周奎之女為王妃，即後來的周皇后。
前面人生冷漠孤寂的處境，養成了他謹慎多疑的心理。他很難信任人，小小年紀就懂得防範別人，用疑懼的眼光看世界。這不能怪他。那種經歷與環境，誰都不可能發展出豁達敞亮的性格。做信王時就很有心眼兒，「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被逆賢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身邊的徐應元「每倚逆焰，屢恣肆不謹，今上（朱由檢）久優容之，或改顏假借之，纖毫圭角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
他儘力保護自己。「帝初慮不為忠賢所容，深自韜晦，常稱病不朝。」 遠離政治，也就是遠離禍害。
但皇兄病重之際，他是躲不過了。天啟七年八月十一日，朱由校傳召朱由檢。弟弟入內，見哥哥倚靠在床上，投來深深的注視。
熹宗憑榻顧帝曰：「來！吾弟當為堯舜。」
帝懼不敢應，良久奏曰：「臣死罪！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
熹宗慰剋至再，又曰：「善視中宮。魏忠賢可任也。」
帝益懼，而與忠賢相勞，若語甚溫。求出。
這就是朱由校傳位於朱由檢的那一刻。恐懼，不是裝出來的；眼前每一個人——從哥哥到魏忠賢——以及他們嘴裡吐出的每一個字，臉上浮現的任何細微的表情，都必須非常準確仔細地辨別和了解。
十天後，終於傳來朱由校的死訊。魏忠賢派他的心腹太監塗文輔，到信王邸迎接朱由檢入宮。有人如此形容這一時刻：「烈皇昔由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荊棘遍地，以孑身出入刀鋒劍芒之中。」 據說，入宮前，朱由檢從自己家中悄悄藏了一些吃的在袖中，「不敢食宮中物」；當晚，「秉燭獨坐」，一夜未睡，以防被害。
以當時情勢，戒備、擔心、緊張，可以理解。但也見出朱由檢多疑、心事過重的性格。將來，在十七年執政生涯中，這種性格，壞了不少事，甚至是他走向毀滅的根由。
對於解決魏忠賢，他的處置還算有力。登基後，表面上仍優容客、魏，暗中將內廷要害處，慢慢換上從信王府帶來的人，魏的親信如李朝欽、裴有聲、譚敬等，一一準其辭休，所謂「逆賢羽翼，剪除一空，復遣散內丁，方始謫逐逆賢」 。不過，這也談不上像有人驚頌的「天縱英武」、「聰明睿智」。所用手法，老生常談。關鍵是魏忠賢缺乏勇氣，心存僥倖，緊要關頭為其「小人物」本質所主宰，傻性複發，而選擇坐以待斃結局。
對朝中閹黨分子，也用類似辦法，潛移默奪，先削其勢，解除他們的職務，再於崇禎二年定逆案。
過去幾任皇帝失政，緣自認識昏聵，顛倒是非。朱由檢的認識不成問題，知道何為是，何為非。單單這一點，他就算百餘年來明朝僅有的不曾豬油蒙心的皇帝。
解決魏忠賢的當月，他指示兵部：「朕今於各鎮守內臣概撤，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卻敵，俱聽經督（經略和督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內官速馳驛回京。」 這是大動作。鎮守制度，是永樂以來依靠宦官、重用宦官政策的主要體現，是明朝的一個禍根。
過幾天，指示戶部停止蘇杭織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之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 這也是大動作。蘇杭織造，絕不僅僅是做幾件衣服的事；歷來，為著幾件衣服，蠹蟲們盤剝敲詐、作威作福，壓得東南之民喘不過氣來。
指示吏部，立即著手政治平反：「詔獄遊魂，猶然郁錮，含冤未伸。著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以）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即與褒贈，應恤蔭即與恤蔭；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即與開釋。」 態度非常鮮明，要求非常明確，考慮也很周全：對牽涉到的每一個人，重新甄別，給出官方鑒定；該恢複名譽的恢複名譽，該撫恤的給予撫恤，被錯誤解職的回到原工作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贓務的一律解除，其家屬在押者，一律釋放。
如果崇禎早生幾十年，在那種時候做皇帝，也搞這麼幾下子，絕對是鶴立雞群，絕對可以作為一個有作為、不平凡的皇帝留諸史冊。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這樣的時候，這一切不頂用了，歷史對於朱由檢提出的要求，遠多於此，也遠苛於此。擱在往常，這麼勇於破除陋政，已屬難得；但現在，他不單要能破，更要能立，國家千瘡百孔，危殆旦夕，必須拿出辦法來。在「破」的方面，崇禎做得不錯，然而對於「立」，他卻拿不出什麼辦法。
就主觀言，他確實努力了。他曾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屢召平台，時厪（勤字的古體）商確（榷），期振惰窳，共爾位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膺熙績之功。」 這是事實，不是自吹自擂。裡面提到的「屢召平台」，指皇帝親自接見群臣，處理日常政務。這種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檢不單把它恢複，並且一直堅持下來。他鄭重承諾，除酷暑奇寒等過於惡劣天氣以外，「朕當時御文華殿，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
他打算面對現實，動員群臣一齊來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現實的最激烈的批評家。崇禎四年，他借遭遇旱災為題，敦促舉朝反思，一口氣列舉了十一種嚴重歪風：一、臣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