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對於大明臣民，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是年，嚴嵩以八旬之齡在老家死於貧病。奇怪的是，他一死，二十年來一直以在幕後操縱他為樂事的「木偶藝術大師」嘉靖皇帝，也趕在年底廝跟著去了，似乎不能承受自己最聽話、最順手、最出色的一隻玩偶的消失，而倍感寂寥，了無生趣。
也是這一年，趕在嘉靖駕崩之前，突然冒出來一個數十年不遇的「膽大狂徒」，遞上一份火爆異常的奏疏，指名道姓把奄奄一息的嘉靖痛罵一番，作為對他即將遠行的贈別。
這位讓人瞠目結舌的仁兄，就是海剛峰海瑞。
朝中士風姦猾日久，只聞歌功頌德之音，就算人格尚存者，至多也是保持沉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行使其「不說話的自由」。怎麼一下子有這樣一個生猛的「另類」從天而降？
話得從頭說起。
這海瑞，乃當時的瓊州、今之海南省人氏。瓊州於中原，遙遠之極，「天涯海角」；古時交通訊息又極不便捷，數千里的空間距離，足讓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海瑞既生偏僻之地，又出於老派知識分子之家，「不識時務」實乃必然。此外還有一點，海瑞只有半截科舉功名。他在嘉靖二十八年鄉試中了後，會試落第，此後就放棄了進士考試，「學位」只及舉人。「學歷」不高，只能從地方和政界低層干起，這一干，就將近二十年。在北京的精英們眼中，他無疑是個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對「新思想」「新動向」懵然無知，不懂「規矩」，不了解時興什麼，對首都的人情世故更是兩眼一抹黑。這的確是事實。除了那年會試海瑞短暫到過一趟京城，隨後就在浙閩贛一帶小縣城遊宦，直至嘉靖四十三年，因為一個意外機遇，他被提拔為戶部主事，這才把腳踏進北京城。至今，北京人仍喜歡稱外地人「傻帽兒」，初來乍到而出生偏遠、履曆始終不超縣城範圍的海瑞，想必就屬於一個「傻帽兒」。到北京方才一年出頭，他既不靜觀默察，也不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只憑個人信念和一腔激情，衝動上書，惹下殺身之禍。自政界的京油子們看來，這大抵也算一種「無知者無畏」。《明史》這樣交代海瑞上疏的背景：
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親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
明確指出自楊最、楊爵後，「無敢言時政者」。楊最，太僕卿，他起來反對嘉靖崇信道教，是在嘉靖十九年，被廷杖，當庭毆斃。楊爵，御史，嘉靖二十年上疏力陳崇道之非，下獄嚴刑重懲，打得血肉橫飛，全無人樣。那時，嘉靖剛剛顯示出沉溺齋醮之事的跡象。換言之，自從楊最、楊爵被鎮壓後，舉朝上下，全都「識時務者為俊傑」，絕口不談皇帝陛下的這點「私人愛好」。足足二十五年後，才出來海瑞這麼一個「傻帽兒」，「獨上疏曰……」——一個「獨」字，寫盡京城官場氣象和士大夫中間流行的「潛規則」。由是觀之，海瑞不是「無知者無畏」，是什麼？
無畏海瑞，大罵嘉靖「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經他描述，嘉靖統治下的大明國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從朝中到鄉野，一團漆黑，無一是處。如此「發飆」已足令人大驚失色，尤有甚者，海瑞更把矛頭指向嘉靖頭頂上那塊「癩疤痢」——最說不得、不容人說的崇道之事。他毫不留情地概括道：「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因為齋醮，「左右奸人，造為妄誕以欺陛下」，皇帝不「講求天下利害」，而有「數十年之積誤」；也因這緣故，諸臣共蒙「數十年阿君之恥」，「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這就是名垂青史的「海瑞罵皇帝」的《治安疏》。
疏入，嘉靖覽之大怒。史書描寫他的情形是：「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把海瑞奏章摔在地上，對身邊人大叫：趕緊給我把這人抓起來，別讓這小子跑了！據他想像，寫這東西的傢伙，肯定於遞上來的同時，就腳底抹油，溜之大吉；因為已有好些年了，他未曾見過一個不怕死的官員。可是，宦官黃錦卻告訴他：此人素有「痴名」（「傻帽兒」的書面語），上疏之時，已買好一口棺材，跟妻、子訣別，讓僮僕四散逃命，自己卻在朝門之外安靜地等死。嘉靖一聽這話，反而如泄氣的皮球，不知所措。很意外地，他只吩咐把海瑞送入詔獄審問，再移送刑部判決，刑部揣摸情形，自然判了死刑，但嘉靖卻把這判決「留中」數月，不予執行。
海瑞究竟怎樣撿了條命，以必死之罪而不死？說起來，純屬運氣太好。這奏疏的出籠，哪怕略早上個二三年，十個海瑞也小命玩完。
《治安疏》之上，距嘉靖翹辮子只十個月。其時，嘉靖的健康每況愈下，長期服食丹藥的惡果顯露無疑，這些東西由金石鉛汞等物製成，實際就是毒品，經年累月沉積體內，致嘉靖最後慢性中毒而死。死前數月，他雖嘴硬，內心卻隱然有悟，情知病症系由服食丹藥而來。因此，海瑞的猛烈抨擊，他儘管在心理和面子上接受不了，理智上卻頗有觸動。史載，他不止一次悄悄拿出《治安疏》來讀，「日再三」，而且「為感動太息」，對近侍說：「此人可方比干（商紂王著名的批評者），第朕非紂耳。」他召見首輔徐階，明確承認在崇道上誤入歧途，損害了自己的健康：「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海瑞）詬詈耶？」一副無可奈何的口吻。
這樣，海瑞撿了條命，嘉靖則用不殺來婉轉地表示對海瑞敢於「講真話」的讚賞。可笑的是，他非把自己搞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才肯面對真話，否則就堅定不移地拒絕真話、索取假話。這倒也是古來獨裁者的共通之處。
明代皇帝，大半缺心眼，智商水平不高。而嘉靖這人，是其中最聰明的一個。他享國四十五年，歷來最長，國家雖然一如海瑞抨擊的那樣腐敗黑暗，從他個人統治權威來看，卻不曾出過什麼大亂子。 這很少見。無論是他的前任或後任，好些皇帝，在位不過數年或十幾年，卻焦頭爛額，甚至陷自己於嚴重危機之中。嘉靖則顯示了出色的統治技巧，對局面的掌控滴水不漏、遊刃有餘。以他的精明，倘若用在正道上，肯做一個有為之君，原是可以寄予期待的。可實際不是這樣，他把他的精明，盡數用在權術上，只對高層政治鬥爭感興趣，對國與民則未利分毫。
往往，絕頂高手無人可以擊倒時，人們就可以等候他自己把自己擊倒。嘉靖似乎就是這樣。我們看他的為君之術，門戶甚嚴，無懈可擊，永立不敗之地，沒人鑽得了他的空子。然而任其武功再高，也不免有某個致命的命門。嘉靖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嚴於防人，疏於防己。當他把所有人都整得沒脾氣時，他唯獨忘記了防範來自自己的進攻。而那恰恰是他畢生最熱愛、視為理想的崇道事業。他的一生，除此可以說沒有別的追求，偏偏是這唯一的追求，將他最後徹底毀掉。
他的道教信仰，據說由父親興獻王啟蒙，「根紅苗正」，與半途自己發展起來的興趣很不同。從心理學可以知道，男孩的人格長成，來自父親的影響最重要，根深蒂固——「像父親那樣！」男孩的基本行為和意識，大多以父親為戲仿對象而培養起來。當年，朱祐杭與道士過從甚密的情形，必然早早地在小嘉靖心中引起摹仿的願望，而且，這願望將伴之終生。
登基為帝以後，興趣時有顯露，也曾引起輔臣們的關切。但頭十年光景，尚未完全沉湎其中，因為立足未穩，大局待定，政治鬥爭仍很激烈，容不得他專心致志地奉道求仙；同時，也因為他對在儒家意識形態上繼往開來，興緻正濃，極欲有所建樹。
及至統治期的第二個十年，「大禮議」及改正祀典等戰役大獲全勝，將反對派一掃而空，士大夫們被收拾得服服帖帖，閑暇漸多，從此開始大弄。而十八年和二十一年先後遭遇的兩難，尤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母后蔣氏病逝。嘉靖決定「奉慈宮南詣」，與父親同葬一穴。翌年二月，從北京動身。這是嘉靖一生唯一一次離京出巡。行至衛輝府（今河南汲縣），「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古時相信被旋風繞身是不吉利的，於是嘉靖請隨行的道士陶仲文解釋此事，陶告訴他說，這股旋風是即將發生的一場火災的預兆。嘉靖命令陶仲文用法術阻止火災到來，後者卻回答說：「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避免不可以，不過皇帝的安全不成問題。夜間，行宮果然燃起大火，「死者無算」，嘉靖也身陷烈焰之中，然而，警衛團官員（錦衣衛指揮）陸炳卻及時趕到，「排闥入，負帝出」。
對這件事，任何理性主義者都會本能地懷疑並非巧合，是陶仲文和陸炳串通起來，做了手腳。而且，這樣的騙局，幾乎沒有難度。在當代「大氣功師」們手中，比這複雜、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