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受舊小說舊戲影響，大家都把嚴嵩當做大奸臣，他在這個行列中的身階屬於最高級別，跟趙高、李林甫、秦檜齊名。很多中國人的歷史知識，是從舊小說舊戲裡來，我曾經也是。有一套《京劇彙編》，記得三十多冊，裡面有成套的列國戲、三國戲、唐宋戲等，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全部讀下來，還不止一遍，基本上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就從這裡起步。以後再去讀史書本身，發現不單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舊戲的歷史觀更成問題，是非褒貶很值得推敲。這位嚴分宜（嚴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時官場上有以籍貫代稱其人的習慣，所以很多書上都叫他嚴分宜）遭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小說戲劇感染力強、傳播快而廣，以致現在人們一提起他就想當然地相信他是《打嚴嵩》里塑造的那樣一個人，不再費心去細讀各種史料。
以史書方式規定嚴嵩為「奸臣」的結論，是滿清統治者做出。清代初年修《明史》，最終把嚴嵩列在《奸臣傳》里，從此嚴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過程中間，史館諸臣對此有過激烈辯論。阮葵生《茶餘客話》記載了這個有趣的場景：
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雲涌、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椿學士從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尚可為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恤議謚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復申前說。
李紱跟嚴嵩有老鄉關係，但他之於明史館「單挑」群僚，卻並非感情用事。一則個性使然，不隨同流合，更因他「記聞最博」，對史事了解較多。所以，就嚴嵩是否入《奸臣傳》一事與大家舌戰時，「談辨雲涌、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都說不過他。然而，當楊椿發表一番議論後，李紱卻突然緘口不言，就此放棄立場。
為什麼？楊椿究竟說了什麼而令李紱默然？
關鍵就在楊椿提到的楊繼盛事。楊繼盛是徐階門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擊嚴嵩，列出五奸十大罪，這篇文章名為《請誅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認為表面劾嚴，內里是沖他來的。下獄，嚴刑拷打，三十四年處死。嘉靖晚年，嚴嵩倒台，再後來嘉靖崩，他兒子隆慶皇帝繼位，「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傑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此即楊椿「後來議恤議謚」一語所指。
楊繼盛反嚴之初，即以「奸臣」稱嚴嵩。楊先因此事被嘉靖殺掉，繼之，嚴嵩又被嘉靖親手搞掉。這樣，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喪命的楊繼盛就成了忠臣，到隆慶時被表褒，贈銜賜謚，還在保定建了名為「旌忠」的紀念堂。這就是嚴嵩之為奸、楊繼盛之為忠的由來。
本來，這段故事真正主角是嘉靖。他為保護（表面上）嚴嵩殺了楊繼盛，然後，翻手又將當時的保護對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亂。若無嘉靖在世時親手打倒嚴嵩於前，後來隆慶皇帝也不便為楊繼盛翻案，將他從罪人變成忠臣。所以，這裡面的忠奸問題，都不過是嘉靖一手策劃。照理說，改朝換代之後，清朝史館諸臣可以不理會明代政壇的糾糾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實本身，重新給出一個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盤接受了明代官方關於這段公案的結論，並把它作為自己的主張。
順治皇帝曾經專門指示，將楊繼盛事迹寫成戲劇《忠愍記》，還升了劇作者的官。請注意，這部戲劇的名稱就直接取自隆慶皇帝給予楊繼盛的謚號。順治十三年，還以順治本人的名義寫有《表忠錄序》和《表忠錄論》，旗幟鮮明地把楊繼盛樹為大忠臣的典範，對嚴嵩則做出這樣評價：「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專擅，紀綱廢盪」。
乾隆皇帝也多次親自寫詩或發表言論，讚揚楊繼盛。他寫有《題楊忠愍集詩》《旌忠祠詩》等；還親口評論道：「朕幾余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嚴嵩專權煬蔽，以致國是日非，朝多稗政。」
清代修撰《明史》，從1645年開設史館，到1739年刊刻告成、進呈皇帝，橫跨順治至乾隆四朝；作為官史，它的編寫，始終處在君主「明加督責，隱寓鉗制」 之下。
這就是為什麼面對楊椿的質疑，李紱放棄爭論的背景。楊椿的質疑，大部分對李紱不構成問題，比如「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李紱當不難做到，他先前「談辨雲涌、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顯然已經在這麼做，而且很成功。關鍵是這一句：「且辨後來議恤議謚之非」，令李紱醍醐灌頂、恍然大悟——這哪裡是辯「（隆慶）議恤議謚之非」？明明是議本朝皇帝已有定論為非。於是，瞬間閉嘴。
我還相信，李紱以外的史館諸臣，不是不曉得把嚴嵩列入《奸臣傳》,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然而，他們只不過較早明白了嚴嵩非入《奸臣傳》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紱那樣死心眼，還需要別人的開導。
回頭再來說嚴嵩到底奸或者不奸的問題。
當時，「倒嚴」乃是一股潮流。在楊繼盛劾嚴嵩五奸十罪之前兩年，沈鍊也曾參論嚴嵩——無獨有偶，開列的罪狀也是十條。沈鍊和楊繼盛，是「倒嚴」潮流中最著名的兩個代表人物，事迹後來被寫進明代的名劇《鳴鳳記》和名小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聲名益噪，而他們美名傳揚之時，也即嚴嵩遺臭萬年之日。
對此，有幾點先應該交代清楚：
第一、在古代，位居要津的官員受到同僚和下級的攻擊、彈劾，是家常便飯一樣最普通不過的事，甚至從來無人倖免。嚴嵩既非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即以嘉靖朝的內閣首輔論，從楊廷和開始，楊一清、費宏、張璁、夏言、嚴嵩直到徐階，全無例外。楊廷和那樣公忠體國，照樣幾次遭到疏劾。楊一清被人以貪污罪名參倒。夏言被參不僅丟官還丟了性命。而榮幸地被海瑞罵過的人，除了嘉靖自己就是徐階。因此，雖然嚴嵩被人罵作「奸臣」確有其事，但不是一旦被罵罪名便成立，也不是罵得越難聽越表明事情真實可靠。
第二、在挨罵的重臣裡面，嚴嵩被罵次數最多，聲勢也最大，這也是事實。除沈、楊二位最出名外，起碼還有幾十個官員向皇帝遞過控訴狀。這是不是證明嚴嵩最壞？未必。首先，爬到高位固然顯赫，但同時也要清楚，呆在那兒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挨罵；其次，古人一貫「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朝政不好，樞臣必然是頂缸受過者，口水全將吐到他身上，彼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結合這兩點，我們再觀察一下嘉靖歷任首輔的任期，對嚴嵩挨罵之多之重，當另有所感。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首輔十人。任職僅二三月者如蔣冕、毛紀，任職不過數年者如楊一清、張璁（斷斷續續，時起時落）、夏言、徐階；唯獨嚴嵩，入閣二十年，任首輔達十五年之久。十五年！若將任期除以挨罵次數，其實跟別人也差不多。
第三、古代政界指控一個人，並不像今天這樣嚴肅，說無實據要負法律責任，會被治誹謗罪。當時著重的往往是一口「正氣」，別的可以不論，這口氣卻一定要充足，摧枯拉朽、勢不可當。為著這股氣勢，可就不在乎犧牲部分真實性了。我們經常見到，古人給政敵開列罪狀，先照著某種有象徵意義的數字去比劃——沈鍊、楊繼盛給嚴嵩找到的罪名偏偏都是「十」項，絕非巧合。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以「拼湊」手法來構思自己的本章。裡面有事實，卻不必全是事實。實際上，當時就有人從第三方立場指出，「（沈鍊）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 這話出自《世廟識余錄》的作者徐學謨。談遷也批評沈鍊大有作秀之嫌：「欲清君側之惡，以視請劍詠（秦）檜，尤為過之」 。楊繼盛的「五奸十罪說」，已有近人蘇均煒以長文 逐條辨析（算是替李紱做了楊椿要求他做而沒有做的事），結論：「他所指控的，大半空疏無實。」文章寫得很翔實，感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細讀。
闡明這三點，接著回答一個問題：嚴嵩是好人么？肯定不是。自從楊廷和內閣倒台、嘉靖取得「大禮議」勝利以來，皇帝的左右便不再有正人君子。不單嚴嵩不算，從始至終，其他人也都不配自稱正人君子。這並非對他們個人品質的品鑒，實際上，嘉靖的統治方式根本不允許你去充當什麼正人君子。我們在前文已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士風大變，諛奉順從乃是朝中基本格調。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這不是個人問題，是風氣問題。
我們辨析嚴嵩頭上是否應該戴著「奸臣」這頂帽子，不是為他翻案，把他從壞人變成好人、從反面形象變成正面形象。他不屬於什麼好人，可是，在好人與奸臣之間，還有著一個寬闊地帶，不能說算不得好人就非得是個奸臣。所謂「奸臣」，是把國家的事生生給搞壞搞糟的人，或至少在這過程里起到相當關鍵作用的人。然而，倘若事情原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