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風相當有關係。
一般人對明代士風印象多不太好，覺得他們當中盛行享樂主義，嫖妓、搞同性戀、拿女人三寸金蓮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金瓶梅》以後，色情文學在明代甚囂塵上，可以說是歷來無有；雖然這些小說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勸戒世人當心色魔傷身的序文，卻遮掩不住作者對縱慾貪歡的欣賞，每個讀過這種作品的人，都難免想像明代士夫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當時流行所謂「名士風度」，也很出了一批這种放浪形骸的名士。除了行為有失檢點、不夠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賣身求榮、搖尾乞憐、助紂為虐，無所不至。魏忠賢身邊就有一批這樣的士大夫，他們的無恥，竟到了甘為閹宦兒子、孫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報劉一丈書》，裡面描述了一種朝夕候於權者之門、厚顏巴結顯貴的人，這種人在當時顯非少數，凡讀過此文者，對明代士風都將有一種鄙夷之意油然而生。
有個具體例子，大書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禮部尚書），藝術成就更冠絕一時，所創「董體」秀美溫柔。倘依著「字如其人」的老話去揣想，誰都無從設想現實中他會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壞上百倍的惡霸。而事實上，董其昌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後在松江鄉下，「倚勢橫行，民不堪命」，劣跡累累，僅因一件小事縱喝豪奴毒打生員陸某，猶未盡意，復將其妻母擄來府中，「大都剝褲搗陰，四字約而概矣。打後大開重門，祖常（其昌子）南坐，對眾呼為榜樣。復將諸婦，舁入坐化庵中，泥塗滿面，上無蔽體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人（疑為「之」字之誤）布。觀者摩肩，人人髮指，咸謂董氏之惡至此極矣。」民眾約齊告到官府，不想董其昌早將官府打點，於是民怨益甚，到了第五天，終於激成大亂，十餘萬松江百姓聚結董府之外，人山人海，罵聲如沸，投磚扔石，最後放起火來，大火徹夜不休，董家豪宅付諸一炬。鄉里人給了他這樣的評語：「吾松豪宦董其昌，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姦邪。交結奄豎已屢擯於朝紳，納苞苴復見逐於楚士」，「欲壑滋深，惟圖積金後嗣；丹青薄技，輒思壟斷利津」。
單看這些，明代士風之壞，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其實，明代士風本不是這樣子。我們雖不能簡單以「好」「壞」來形容，卻可以蠻有把握地說，跟過去歷朝比，明代士風算最端正的。由於儒家思想權威在明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歷來最正統的，士夫之間，砥礪名節是普遍的風氣，對於剛直不阿、勇於任事、殺身成仁這類品格的追求，相當熱誠。加上開國時期朱元璋用極嚴酷手法整飭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長一段時間裡鮮見貪黷之徒。永樂篡位，大殺忠正之士，對於士風雖然有所斫傷，不過根基尚未動搖。所以，我們才得以看見從方孝孺到于謙，以至於正德間劉健、嘉靖初年楊廷和這樣一代一代延綿不絕的剛毅清正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他們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後都站著一大群秉持同樣精神與原則的同事與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這種敗類，也舉朝側目，使其無地自容，例如成化間的大學士萬安。武宗皇帝那樣荒淫，但身邊的追隨者，那些濟惡之人，要麼是內豎武夫，要麼是伶人番僧，沒有一個文臣肯與為伍。到嚴嵩之前，明代士夫中間也不曾出過一位利用職權大肆貪污受賄的大臣，倒不乏韓文那樣去職之時行囊空空的例子（韓文丟官返鄉途中，劉瑾令偵卒暗相刺探，希能發現不利於韓文的證據拿回問罪，但韓「止乘一騾宿野店而歸」，劉終無所得）。其實，即便到士風幾乎爛透了的天啟年間，明代士夫的深厚傳統也仍有極耀眼的表現，在楊漣、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順昌、高攀龍、李應升等許多人身上，硜硜自守、剛勁肅如、忠義自命的風範，較諸方孝孺未嘗遜也。
所以，我對明代士風有三個基本的看法：第一，跟歷朝相比，它不僅不算差，總的來說還屬於更端正一些的；第二，從它自身來看，的確有變化，從比較端正變得比較醜陋；第三，這種變化累積而成，但嘉靖朝無疑是一個轉折點——由嘉靖起，士風轉向墮落（雖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復經萬曆、天啟兩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隨之敗亡。
為何說嘉靖年間是轉折點？通覽一下明朝歷代政壇和士林風氣，會明顯地看到，正自此時起，正氣下降厲害，邪氣上升嚴重，形形色色的「小人」開始層出不窮。以往政局之壞，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八九都壞在宦官、外戚、特務、近幸這樣一些人手裡，嘉靖朝則很不一樣。以「閹禍」為例，憲宗以來直到明季，幾乎代代都有為惡甚巨的大宦官出現，獨嘉靖朝是個例外。嘉靖間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這一時期雖也誕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卻非汪直、劉瑾、魏忠賢一流，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嚴嵩。知識分子嚴嵩能超越一幫「傳統壞蛋」脫穎而出，是有象徵意義的，意味著士大夫或者說儒家官僚這個集團，已經質變。
然而，主要責任不該由士大夫階層承擔，尤其不該由個人承擔（我是指嚴嵩）。在專制體制下，「一」即為最大數，民眾雖廣，卻兆億而不能抵其一。這個「一」，就是獨坐於權力最頂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民主政體內，他這個「一」至多只是個「一」，與千千萬萬個「一」相平等；但在專制政體下，卻完全顛倒過來，千千萬萬個「一」加起來，也休想和他這個「一」相等。人民如此，官員其實也一樣，再高的官兒，在皇帝面前，還不是一顆隨意吹來吹去的塵埃？除非專制統治衰象已現，只要它還穩固，就永遠循這條法則：楚王好細腰，宮中有餓人。
嘉靖與宦官的關係，不像明朝大多數皇帝那樣邇密，事出有因。
首先，與他出身有關。明代的正式皇帝中，他是僅有的兩個以外藩而踐祚的人（另一個是以武力篡權的成祖朱棣）。跟通常長於東宮的襲位者不同，嘉靖在紫禁城就像半路出家的和尚，無根無柢，沒有打小陪伴長大、可寄心腹、離不開少不了的太監。這是他得以未蹈倚用宦官舊轍的直接原因。
其次，他也用不著。不要忘記，嘉靖的個人權威，是通過與士大夫集團十餘年的拉鋸戰，樹立起來的。在這過程中，他專攻士大夫的命門，瓦解其精神優勢，顛覆其文化領導地位，從而取得徹底勝利。當他從思想上擊潰士大夫階層之後，後者在他面前已完全繳械投降。因此，駕馭士大夫正是嘉靖最大的成功之處，他可以很好地控制這些傢伙，根本沒必要去依靠另外一些人，利用別的力量來抵銷和抗衡士大夫階層。
他所須做的，只是使自己的駕馭技巧更加純熟老到，使遊戲的玩法更加遊刃有餘。
他借「大禮議」，向士大夫明確發出信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幾位支持他的幹將，張璁、桂萼、方獻夫，都飛黃騰達，三人均位列九卿（尚書），均入閣參與機務。而反對派，辭職的辭職，罷免的罷免。這還不算完，七年六月，嘉靖以勝利者姿態發布敕旨，實際相當於一份「奸黨榜」，裡面開列了主要的反對者名單，數其罪過，並宣布最終處罰。對於「首惡」楊廷和，指責他「懷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約而言之，就是把自己凌駕於皇帝之上。嘉靖惡狠狠道，楊廷和之罪，「法當戮市」，但他決定寬大處理，革職為民，從統治者階級中驅逐出去。其他幾位大角色毛澄、蔣冕、毛紀等，革職，但保留他們使用原官職冠帶的待遇（即所謂「冠帶閑住」。毛澄已死，不在此列）。
這對鼓勵諛順的確起到非常好的示範作用，且馬上生效。張璁等人的發跡史，對儒家官僚體系的許多邊緣人物，構成重要啟示：只要揣摩好皇上的心腹之事，滿足他的心理，就可以找到升遷捷徑。一時之間，此輩競起邀功。翻閱史料，會很有趣地發現，迎合嘉靖、積極建言的人，幾乎咸系下級官員、地方小吏、退休賦閑人員或曾受過處分丟官者，如聽選監生、致仕訓導、革退儒士、府學教諭等。《萬曆野獲編》為使他們的事迹不被埋沒，特地在「嘉靖初議大禮」這一條中「略記於後」。被提到的有：歷城縣堰頭巡檢方濬、致仕訓導陳雲章、革退儒士張少連、教諭王價、原任給事中陳洸、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予、致仕縣丞歐陽欽、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千戶陳升、湖廣璧山縣聽選官黃維臣、廣平府教授張時亨等。把這份名單從頭看到尾，眼前很難不浮現一張「小人物狂歡圖」（裡面甚至有個廚子也趕來湊熱鬧）。
上述諸人，有不少在進言之後官復原職，甚至得到提拔。嘉靖的做法，不惟給希意干進之人打開方便之門，更主要的是，等於明白無誤地對全體儒生階層表示，在「君子」與「小人」之間，選擇後者會比較有好處。
後來，這努力終於收穫一個最極端的「先進典型」。此人名叫豐坊。說起此人，他一家跟「大禮議」有著極不尋常的淵源。當年左順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