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比做一台戲，百分之九十的人會覺得「大禮議」是台臭戲。內容乏味，情節無趣；既無愛情，又缺少傳奇色彩，兇殺打鬥更談不上，比任何催眠葯更讓人昏昏欲睡。
看來，朱厚熜的故事，開場有些失敗。本書先前登場的幾個主人公，誰都比他來勁、好玩。某種意義上確乎如此。不過，如果變換一下角度，事情也正好顛倒過來。坦率地說，朱元璋、朱棣、朱厚照這幾位，雖在各自人生舞台上，各依稟賦，皆有極佳之出演，然他們身為皇帝又並無真正新意，無論哪種情形，都不難在歷史上找出相似者——可以說，他們其實倒是頗為類型化的。
嘉靖其人，治國平天下沒有驕人業績，然而在暴政虐民或出乖露醜這類方面，卻也不曾顯示特別過人之處。但他有一點，卻為歷來君主皆所不及——可能只有一人勉強可與他一爭高低，就是那個「篡漢」的王莽。
王莽是個有趣之極的人，他當上皇帝後，立刻運用到手的權力來推行一系列空想主義的實驗。這些實驗，不會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得到實際的利益，而只是為了表達他心目中的某種主義或理想。他以恢複古製為己任，決心重建井田制，重新啟用古老的貝殼、龜甲、布帛作為貨幣，下令刑罰、喪嫁、居家乃至服飾、車轅制式都循周禮，還掀起廣泛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能改的全部改成古名……這些古怪做法，部分出自道德熱忱，更多的則展示著他內心對於自己的一種期許。他自命為黃帝虞舜後代，幻想是周公再世，他的抱負不在於經濟國家，而是希望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聖王精神，躋身於其經典作家行列，成為不朽的精神象徵。但是，他的這些追求，全都因為形式主義而破產，淪為笑柄。
嘉靖沒有王莽的狂熱，卻有相同的抱負；而且，王莽沒有干成的事，嘉靖干成了。
最初嘉靖挑起「大禮議」，只是抱著很實際的目的，為親生父母撈取帝後地位，以及維護自己的尊嚴。但隨著事情的深入，他開始超越這目的。他越來越相信，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有著重大思想理論意義的工作，這工作將改變和突破禮法理論某些不合理部分。通過「大禮議」，禮教將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而他本人將因此成為禮教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人物。因此，如果說早期嘉靖與楊廷和之間是政治鬥爭，那麼到後來性質完全變了，已經變成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他嘉靖不再只是狹隘地為父母爭名分、為自己正地位，而是向不合理的禮教舊秩序發起挑戰，創造新的原理，把禮教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一個新的階段。他熱切期待這樣的結果：經過由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禮教改革運動，誕生新思維新制度，「不但創行於今日，實欲垂法於萬世，以明人倫，正紀綱」 ，不論何時何地，人們世世代代都將沐浴在他的思想的萬丈光芒之下。
歷史上的偉大君主，他們顯赫的聲名無非來自於開國創代、辟疆拓壤，就算制度上有所更新，也只限於政治、法律、田稅這一類與國計民生有關的事情。這些功業固然光耀燦爛，但正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往往人亡政息，或隨朝代更迭而煙消雲散，很少能夠傳諸久遠。因此，他們再偉大，也不過是特定時代的世俗主宰者。
嘉靖從「大禮議」看到的，卻是另一種前景。他的事業，將越過時間而成為永恆。人倫大禮，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安置、安放）。」 朝代有更迭有始終，再偉大的君王，其事業身後也終有泯滅的一天，而人倫之義，祖天述地，與日月同存。因此，在禮法上有所建樹，才真正不朽。
「大禮議」意外地使嘉靖發現一條超邁過往偉大君主的途徑。他恍然大悟：與其做一位特定時代的世俗主宰者留名史冊，不如鑄造精神範式、架設思想燈塔，做一個可為萬世法的精神導師。
他的這種「覺醒」，軌跡甚明。以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為其帝王生涯分水嶺，前二十年「積極進取」的階段里，嘉靖把全部的熱情、精力和想像力，都投於禮教改革，奇思異想接踵而至：「大禮議」之後，更正郊祭；郊祭改易甫畢，又重修孔廟祀典；搞定孔廟祀典，轉而釐正太廟廟制……真可謂樂此不疲，舉凡國家禮制之大者，盡被他囊而括之，改而革之。
不特如此，他更於行動之外，隆重推出備載他所領導的禮教鬥爭偉大勝利及其理論貢獻的「不朽文獻」。這部文集，歷時四年，三編三定；最早，由禮部尚書總其事，於嘉靖四年十二月編成《大禮集議》六卷，過了一年，再命修訂並更名《大禮全書》，嘉靖六年八月《大禮全書》呈進，嘉靖閱後以為「未盡其義」，需要「通查詳定」，且親自另擬《明倫大典》之名，發回重編，又經過近一年，七年六月，《明倫大典》告竣，事情終於塵埃落定。
《明倫大典》修成，嘉靖親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頒行中外」。那意思，不僅印成書在國內發行，似乎還作為賜品賞與外夷，好讓他的光輝思想成為全世界的行動指南。
帝王喜歡別人臣服和頂禮膜拜，是普遍天性。不過像嘉靖這樣陶醉於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扮演偉人，古代卻十分罕見。王莽有這傾向，但事情搞砸了，沒有成為偉人，反令世以小丑視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沒有第二個例子；不論多麼自以為是的君主，他們喜歡別人歌頌自己的，都是多麼雄才大略，多麼勤政愛民，多麼治國有方，是很實際的政治上的業績，對於充當精神偶像好像沒有太大興趣。
嘉靖卻真正把皇帝當出了個性，當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實錄》，前半部分充斥著繁文縟節的敘述，今天主持這個儀式，明天討論那個禮數。罔論巨細，津津樂道，不厭其煩。
嘉靖以九五之尊，對探究儒家經典理論表現出濃厚的專業的興趣，是完全超出實際需要的，令人疑心關於此事他是否陷於某種程度的自我強迫症。我們試圖認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讀。
歸根到底，時勢使然。到明代，儒學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種泰山壓頂之勢，它的整套思想和禮儀制度確實成為籠罩一切的權威。過去，一般以為漢武帝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言後，儒家即居於帝權時代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但事實與此相差很遠。漢代儒學盛極一時，漢以後，三國、兩晉、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這漫長時間中儒教和經學不僅談不上獨尊，不少時候還處在釋、道之下。這情形，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的「三國兩晉至唐五代的儒學流變」一節中，講述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訴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實是很可憐的：
下至唐代，雖仍是儒釋道三足並峙，而實際上，佛教已成一枝獨秀……在唐代人觀念中，從事政治，實遠不如漢儒所想之崇高而偉大。漢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經遠有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釋迦，則禪宗諸祖師。周公孔子，轉退屬次一等，則經學又何從而獲盛。
漢亡之後，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學、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勢。宋是儒學振興的時代，大師輩出，理論和實踐都呈現出高蹈態勢，所以有人將宋代喻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而這勢頭，卻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後來滿清不同，蒙元政權不屑於採納中國正統文化，他們索性連科舉亦予停辦。不過，蒙人的行狀也許正好發生一種激勵作用。在將他們逐還北漠之後，勝利者朱元璋頗以民族英雄和中華傳統復興者自居（這種情緒甚至令他在為首都選址時也首先考慮汴梁，唯因其形勢無險可守才悻然放棄）。於是，宋儒開創奠基於前，明人踵繼於後，儒家倫理真正推而廣之，遍及和深入到社會生活和思想學術的方方面面，自此權威牢不可破，其餘一概成為異端。
明代士風，是歷史上儒化最充分的最徹底者（清代士大夫繼承了這個衣缽）。明代的帝王，也是歷史上這類人中受儒家倫理約束最重的一群（清代全盤接受明制，因此也延續了這種歷史）。先前歷代君主，不僅多有崇信佛道者，而且公然用他的個人信仰影響舉國的價值取向。反觀明代，個人精神世界偏離儒家的帝王原就很少，偶爾出現一二個，如正德惑於番教、嘉靖沉溺道教，最終也把這興趣限於私人範圍內，無法將它擴大成國家風尚，來取代或削弱儒家的思想統治。
所以，明代帶有中國帝制晚期階段的典型特徵：價值觀、精神生活、思想意識形態趨於定型。它一面表現為僵化，另一面卻也表現為制度化——無人能夠超乎或凌駕於這種業已成為政治體制有機組成部分的意識形態之上。
在此背景下來看「大禮議」，我們感到，意外地很有趣味。
你會發現，它根本不可能出現在別的朝代。掰著指頭數數，不曾有哪個朝代為著這樣一件虛頭巴腦的事，傾朝相爭，君臣反目，搞到性命交關的地步。雖然楊廷和們引經據典，找了一些例子，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