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登基，改年號「嘉靖」，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嘉靖時代開始了。
這年號，是朱厚熜親自取定。內閣原先奏請以「紹治」為年號，被否決。朱厚熜不喜歡那個「紹」字的「繼承」含義，雖然「紹治」無非是將治世發揚光大的意思，也不喜歡，他在心理上討厭一切暗示他需要「繼承」什麼的字眼。他所更定的「嘉靖」，語出《尚書》「嘉靖殷邦」，意謂「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國度」。
後世，人們對他就以「嘉靖皇帝」相稱。
起初，的確很有一番「嘉靖」的氣象。除罷前朝弊政的詔旨，一道接著一道。「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皇家鷹犬——宦官的勢力大為削弱，老百姓的經濟負擔減輕許多，而拉關係、走後門、靠政治腐敗升官發財的人，紛紛失去了職位。「正德中蠹政厘抉且盡」，「中外稱新天子『聖人』」 。
其實，這一切跟嘉靖皇帝並無關係，所有舉措，都是楊廷和依據他所起草的即位詔書精神，一一加以落實罷了，嘉靖無非簽字批准而已。那些在新政中蒙受損失的人，很清楚「罪魁禍首」究竟是誰。他們咬牙切齒，恚恨不已，以致要跟楊廷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 ——情形如此危重，以致嘉靖皇帝不得不下令派百人衛隊，保護楊廷和出入。
這個正統的儒家官僚，過去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飽嘗個人理念與現實之間激烈衝突之苦。身為首輔，眼睜睜看著正德皇帝恣意胡為，「未嘗不諫，俱不聽」，「以是邑邑（悒悒）不自得」，心灰意冷，多次提交退休報告，卻又不被批准。現在，終於改朝換代，國家迎來新的君主。這就像注入一劑強心針，楊廷和的政治熱情高漲起來，積鬱許久的抱負似乎有了施展的機遇。應該說，他對於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雖沖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復活的熱情，對年輕皇帝的期待，使楊廷和特別認真地對待自己的職責，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向嘉靖全盤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 這三十六個字，濃縮了儒家對於「有道明君」的基本認識，果能一一踐行，寓涵在「嘉靖」中的願望，庶幾可以變為現實。
嘉靖對楊廷和的除弊舉措，均予照準；對楊廷和疏請的三十六字，也「優詔報可」。單就這些跡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個良好開端。但所有這些，或者並未觸及朱厚熜個人利益，或者不過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諾，他不難於拿出開明的姿態。
而在新氣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經悄然湧來。
即位剛剛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員，去安陸迎取母妃蔣氏來京。兩天後，四月二十七日，他又發出旨意，同樣與自己的父母有關，「命禮部會官議興獻王主祀及封號以聞」 。
——此即「大禮議」之肇端。簡明通俗地講，禮，就是王權制度下的等級秩序，是這種秩序對社會成員的關係與差別的規定。因為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級別的人和事，所以特別加上一個「大」字。其他很多時候也都這樣，比如，皇帝結婚稱「大婚」，剛剛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蔣氏的諭旨這樣說：「朕繼入大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在戀慕。」 據說，辭別蔣氏、啟程來京之際，朱厚熜「不忍遠離」，好一頓哭鼻子，「嗚咽涕泣者久之」。論理，十五歲並不算小孩子了，但作為王子，自幼嬌生慣養，獨立性比較差，對母親仍感依戀，這可以理解。
提出興獻王封號問題，也在情理之中。興世子現在成為皇帝，作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間關係又怎樣，自當議定。
倘若事情僅只如此，就很尋常。實際卻不這麼簡單。嘉靖這兩個連續動作，是繼位過程中就禮儀問題與北京當權派所發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沒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迴避，相反，進一步表明了挑戰的姿態。
禮部尚書毛澄承旨，召集會議商討興獻王封號問題。與會者對這個問題在理學上如何看，沒有猶疑；關鍵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歷史上處理此類問題的範例。楊廷和舉出兩個先例，認為最適合作為處理眼下興獻王地位問題的範本。
一個是漢成帝以定陶王劉欣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餘年仍無子嗣，因此在綏和二年決定冊立皇侄劉欣為太子；劉欣成為太子的同時，自動過繼到成帝一宗。為了解決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問題，成帝下旨讓楚孝王之孫劉景襲爵定陶王。
第二個例子來自宋代。宋仁宗無子，遂於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趙曙為皇太子，此即日後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後，從倫理上如何認定身份，當時的大儒名公之間一派混戰，歐陽修等人主張英宗可以本生為皇考，而司馬光等認為「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論戰持續十八個月，是為宋史上有名的「濮議」事件。結果，英宗強行決定以本生為皇考，司馬光等台諫集體請辭作為抗議。英宗雖以權力達到目的，但在道義上卻沒有贏，因為理學宗師程頤明確站在反對立場，說：「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 既然你繼承了別人的家業，就理當成為別人的後代，這樣的義務是不可以放棄的。正因程頤這樣的大宗師持此觀點，楊廷和才把宋英宗故事當做能夠支持己方立場的例子，加以引用。
兩個例子，一個是正確的實踐，另一個雖然實踐是錯的，但理學上卻早已形成公認為權威的結論，可以說代表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非常好，相信皇帝從這樣兩個例子當中，自然能夠了解眼下關於興獻王封號問題，可取的態度是什麼。
大家一致贊同楊廷和的意見，並由毛澄形諸文字，作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敘述了漢代和宋代那兩個例子，又引征程頤的觀點，最後寫道：
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
扼要地講，他們建議，以後嘉靖要稱孝宗朱祐樘為父親，而改稱自己親生父母為叔父、叔母。
朱厚熜見奏，氣不打一處來：「父母豈有說換就換的？」發回再議。
五月二十四日，再議的結果出來了：大臣們不單堅持原有意見，還爭辯說，本朝歷來皇帝對於藩親，在相應情形下，都只稱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稱「皇」字的，同時自稱也徑稱「皇帝」，後面並不帶名諱的；現在，廷議認為皇上對於興獻王可以稱「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後面加上自己的名諱，明顯把興獻王與其他宗藩區別對待，已算格外破例，相當隆重了。爭辯同時，還把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專門抄了一份，請嘉靖看，隱約有教訓的意思。
嘉靖不吃這套，命禮部「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潛台詞是，別拿程頤壓我。
毛澄、楊廷和們同樣固執。他們的確重新開會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樣子，上報的意見絲毫未變。
嘉靖一時沒有辦法，就來個「留中不發」——把問題擱在那裡，以表示堅決不同意廷臣的立場。
皇帝與重臣之間爭執不下，已二月有餘，滿城風雨。面對傳聞，有個人靜觀其變，到了七月初，覺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決定出手。
此人姓張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順，從弘治七年起，二十年來，連續七屆會試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時來運轉，終於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進士。此時，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談不上有何輝煌前程了。但他並不死心，因為有人曾替他算命，說他不光有中進士的命，還有「驟貴」的命。中進士的預言已然實現，恐怕「驟貴」也不遠。他篤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來，他密切關注朝中動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與朝廷當權派陷於拉鋸局面。張璁一面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觀察，一面用心思考。觀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決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態度不夠堅決，那麼以楊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勢力，他張璁貿然出手，下場一定是逮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至於思考，則因此事實質在於如何闡釋禮學的精神，所以理論上要過硬、站得住，足以和對方抗衡。
嘉靖兩次把廷議退回「命再議」，以至擱置廷議不予答覆，讓張璁確信陛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同時，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論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滿朝上下還無一人敢於站在皇帝這一邊，跟楊廷和唱對台戲，張璁卻斷定僵局遲早打破。四十七歲的新科進士意識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能否第一個站出來支持皇帝、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