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往故宮觀光，由天安門入，行至巍峨的午門，向右看為東華門，由此徑東可達繁華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則是西華門。出西華門一直前行，穿過南長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連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體，統稱「太液池」，全是皇家園林西苑的組成部分。歷史興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當時，今之故宮到中南海整個的廣大區域，同屬「大內」，所以西苑又稱「西內」，其間並無百姓雜居，北長街、南長街也儘是宮殿和皇家各種辦事機構。天啟年間太監劉若愚《酌中志》在「大內規制紀略」中，敘說詳盡。
現在游故宮，打從西華門出來，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見已是商廈林立的現代化景象。而在當年，這一帶全屬禁地，雖未必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盤盤焉、囷囷焉」 之盛，但的確宮闕連綿，氣象森宏。
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興土木，耗巨資修造宮庭史上獨一無二的怪胎、完全為他個人專用的宮殿群「豹房公廨」。
所謂「豹房」，是宮廷豢養觀賞動物的場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馬房、蟲蟻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猶存遺影，如「虎坊（房）橋」、「報（豹）房衚衕」、昌平區的「象房村」等。珍禽異獸，自古為中國皇帝所好，這愛好兼有幾重意義：一是珍禽異獸往往被視為「祥瑞」，一是它們作為狄夷屬國的「貢物」，象徵「天朝上國」的威勢，當然，更是宮中皇族消遣娛樂的對象。歷代宮庭均有馴獸師，調教動物，作獸戲以愉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歡親自下場與獸角力 ——好像他的老前輩商紂王也很樂於此道。
由於不斷有臣子進獻、屬國朝貢，加上歷朝皇帝自行搜羅，豢養珍禽異獸之費實際已成朝廷一大負擔。成化間，內官梁芳「進白水牛一隻，每歲支費千餘金」 。《治世余聞》有條記載，說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繼位後，因見「蓄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而首次提出將其放縱，「以減浪費」，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於是下旨：「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實行，總之，皇家養獸玩獸之風之盛可想而知，單單豹房就不止一處二處，筆者所知，現東單的「報（豹）房衚衕」是其中之一，亞運村以北大屯一帶，還有一處地名叫「豹房」——但它們皆非以正德而聞名的那個「豹房」。後者地點在西華門內外，即紫禁城與西苑之間。
這裡原系諸多皇家豹房中的一座，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開始對其大加改建、擴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續七年。我們從《武宗實錄》上得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報告，稱從開工以來「五年所費價銀已二十四萬餘兩」，而且新近又將「添修房屋二百餘間」，「國乏民貧，何從措辦」？有關職官深感無奈，請求立即停止該工程，「或減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現是「不聽」。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添上這二百餘間房屋後，是竣止了，還是以後仍有續建？不得而知。但從史家的記述可約略窺見，它不單頗具規模、「勾連櫛列」，配製也可稱齊備；有宮殿、有密室、有寺觀，甚至還有船塢和供軍事操演的教場，人員方面完全比照「大內」，各色執事太監輪班值日，而見幸者如伶官、僧侶、邊帥、女人、斗獸士等「皆集於此」。
於是，它有了一個正式而又怪異的名稱：豹房公廨 。
公廨者，古時官署通稱也。既然是行政辦公所在，卻又以一個徹頭徹尾的遊樂場所為中心或者說以此為基礎興建起來，這種不倫不類的意味，帶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徵。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興，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過。豹房之於朱厚照，朱厚照之於豹房，實可謂互為表裡的一雙絕配。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後即被取締，不單活躍其間的五花八門人物作鳥獸散，連同那些建築、器物亦很快地廢弛、頹朽以至於消失，最終無跡可尋；否則，保存下來，倒不失為極具魅惑與遐想力的弔古的去處。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還是要追溯到那場政變。倘若沒有那場政變，倘若劉健、謝遷、韓文等這些「眼中釘」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權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擊，庶幾可以斷言，「豹房公廨」這種事物永不可能出現。朱厚照救下「八黨」的同時，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東西——「豹房公廨」。
僅僅在政變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開始營造「豹房公廨」並遷往此處居住，起初，是白天在裡面鬼混，很快發展到夜宿不歸 ，「朝夕處此，不復入大內矣。」 此話怎講？即是說，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徹底從紫禁城搬出，不在宮中居住，最後連死也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過故宮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宮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宮。自明永樂迄清初，這裡是中國所有皇帝的寢宮（雍正後，皇帝移居養心殿，但日常還是在此處理政務），也即泱泱九州NO.1的宅邸。它作為皇帝安放其卧榻之處的意義倒在其次，尤為重要的，乾清宮乃是帝權的象徵，皇帝在此居住不僅是個人意願的問題，更是一種義務和責任。通常來說，一個皇帝只有當被趕下皇位時才會離開那裡，比如辛亥革命後末代皇帝溥儀之被迫離宮。唯有朱厚照，竟敢於置皇統於不顧，主動而決然地辭別乾清宮，至死不回。他此一行為，既是空前之創舉，基本上亦屬絕後之奇例。在他開了先例之後，只有他的繼位者嘉靖皇帝，從中晚年起效仿這一做法，遷居西內。
正德搬往豹房，不僅僅是為自己重新選擇了住所。他這麼做的含意在於，逃離或放棄了一種角色，逃離或放棄了禮法所加諸這種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條、戒律、義務與規約；此外毫無疑問，也藉此徹底擺脫和跳出於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個個人歷史之外。當置身乾清宮時，他是一個君王、一個兒子，也是一個丈夫，是活在這些軀殼之下而又並不如意的壓抑的魂靈，而一俟別宮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個，他彷彿靈魂出竅、羽化而飛升，一了百了，勝利大逃亡。
回過頭再來看正德與群臣的對抗，再來看那場政變，在正邪、善惡這類通常的歷史尺度之外，我們忽然發覺其間還存在著一點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個兒性情上的好惡與追求。那是什麼樣的好惡與追求呢？簡單一句話，他實在不堪、也不喜歡扮演皇帝這角色。劉健等反覆敦請於他的，無非就是像一個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樣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願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實非他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生下來就命中注定的；他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滿朝官員還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說就拿皇帝應該承擔的一大堆責任、義務硬往他身上套，對他提出這樣那樣的冀望、要求和限制。對此，他簡直煩透了。他想要怎樣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由著自個兒的性子去生活，愛好什麼就幹什麼，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兒就上哪兒，想搞什麼女人就搞什麼女人……從種種跡象來看，此人若生於尋常人家，不妨說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卻做了皇帝。皇帝這角色，講起來頂天立地，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大家只須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這角色對付得略像點樣子，真的大不易。
說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雖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歷來不少。不過，到帝制晚期，皇帝卻是越來越不好混了，因為這種制度愈來愈嚴密，也愈來愈刻板。比照秦漢至明清中國歷代君主的處境，我們明顯看見帝權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時，所受到的掣肘也遠為深刻，表面上看帝權益發偉岸，實則做皇帝者的個人空間反倒愈見局促——事情就是這麼奇妙。明代皇帝，除開太祖、成祖、仁宗、宣宗這四位，其餘沒有不受「欺侮」的——要麼深受重臣抑沮，要麼為宦官近倖所挾持。再來看代明掌國的清代，都道有史以來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髮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負重、終生氣鬱難舒……撇開外因不談，儒家倫理對君主的道義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乃不爭的事實。總之，在明清兩代，留給像先前的漢成帝、漢元帝、隋煬帝這類艷世風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後主李煜、宋徽宗這類春花秋月皇帝的空間，是大為萎縮了。皇帝與其自身體制之間的矛盾，反而加強和擴大。隋煬帝盡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慮搬出宮去以換取「自由」，但朱厚照則不行；祖制、祖訓和家法這些無形大棒，暗中高懸在乾清宮寶座上方，隨時會被輔臣、言官、太后或別的什麼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別人不掄，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礙。
從公然棄乾清宮出走，並至死也不肯回來這一率性行為論，朱厚照的表現頗像「性情中人」，跟終於在大觀園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賈寶玉，有相似處。但我們應該不加耽擱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絕或急欲擺脫的，乃是做皇帝的義務、責任和規約，絕不是皇帝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