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九月發生一件事，此事將皇帝與大臣之間的矛盾首度公開化，並為後來那場大政變埋下導火索。
九月二日，正德頒下旨意，委派太監崔杲前往南方督造龍衣。崔杲趁機奏討一萬二千鹽引 ，說是作為此番公幹的經費。在古代，受產地和運輸的限制，鹽歷來是緊俏甚至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並對國家稅收關係重大，故自漢代起即實行國家專賣的制度。鹽既由國家壟斷經營，勢必有人要利用這一點，挖空心思從中牟取黑利。鹽引本身已內含巨大差價，更有甚者，往往還會在官鹽掩護下夾帶私鹽，倒賣後將暴利收入囊中，頗類似現代污吏的洗錢術，同時嚴重擾亂鹽市。太祖時代，是嚴禁宦官出宮的，更不必說承辦公事；永樂篡位，多有賴此曹，故從那時起，太監干政之禁不僅解消，且漸倚為心腹，監軍、鎮守、織造、偵查……凡屬皇家私密之事，無不付諸彼手。而對太監們來說，出宮辦事就意味著可以大撈一把，索賄的索賄，敲詐的敲詐，不放過任何機會。到成化年間，到江南辦理織造的宦官，就打起了鹽的主意。本來，織造經費一律由戶部撥給，有關太監雖然也可從中尅扣，但撥款終究是死的，可供私吞的也就有限，倘若以鹽引取代戶部撥款，暗中夾帶私貨，一趟差事下來，很容易賺個滿盆滿缽。儘管按照祖制，鹽政收入一律作為邊防開支，不得挪作他用，但成化心疼家奴，情知彼之所為是中飽私囊，仍准其以鹽引代撥款，此例既開，直到弘治初年仍在實行。後來，大臣奏明弊害，弘治乃下令禁止。正德的登極詔書，重申了這一禁令。但實際上，登極之初朱厚照政治上一竅不通，那份詔書系由大臣代擬，表達的都是文官的政見；時隔一年，現在他自然是不認賬的。於是，他批准崔杲所請——既作為對內臣的籠絡，又等於發出向朝臣挑戰的信號。戶部尚書韓文按其職責，理所當然對此表示異議，還搬出登極詔書相關條款，請求正德取信於天下。正德主意已決，堅持不改，駁回韓文本章。
天子的決定，令群臣嘩然。專司諫言監察之職的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的奏疏接踵而至，正德不勝其煩。對科道官而言，諫阻不合法度之事，是他們職責所在，一定會堅持到底。而朱厚照也深知，此場爭執，牽及他權威的確立，必須咬住不松，否則以後這個皇帝當起來實在「窩囊」。彼此這麼僵持不下，數日之後，朱厚照對科道官們下了死命令，稱有關鹽引的聖旨已下達給崔杲等，君無戲言，所以誰再妄行奏擾，必予嚴辦！
不過，朝臣方面還有一張牌未打。科道官品級較低，皇帝不妨厲旨呵斥，但劉、謝、李三位顧命閣老，卻不可以如此對待。於是，這時內閣出面了，三老明確表示，給予崔杲鹽引的敕書，內閣不打算擬旨。明代內閣無決策權，只有票擬權（即代皇帝擬旨），但若遇存在疑義之事，內閣倒也有權拒絕擬旨，並請皇帝重新考慮其旨意。三老這一招果然了得，正德無奈其何，一時陷入僵局。
毫不讓步，恐怕不行了。朱厚照做出一個小小的變動；他發現這些日子群臣所遞本章中攻擊最烈的乃是那個崔杲，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對此次使命的領銜人選進行微調，改派另一太監王瓚為首，崔杲副之。他認為，這一讓步，朝臣有了面子和台階，理應知足。不料，對方的回應竟然完全針鋒相對：你讓一步，我也退一步，然而對整個事情的原則與是非我們不能退讓。經研究，戶部做出妥協是，同意將原先奏討的一萬二千鹽引，一半支予鹽引（即六千鹽引），另一半則折成價銀。這個方案的意義，一是適當降低太監貪污和國家財政損失數額，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徵意義：皇帝接受這一方案就等於承認自己有錯，而大臣們則達到了證明自身行為合法性的目的。
正德雖然年少，但其身邊的蠅營狗苟之輩卻足以幫他透徹理解這方案的含義，所以略有猶豫之後，正德方面做出了強硬的回答：必須全部支給鹽引！
九月十五日這天，正德在文華殿暖閣召見三大輔臣，展開最後交鋒。李東陽《燕對錄》記下了君臣間的全部對話，內中朱厚照時而裝傻，時而耍橫，倒也將其個性表露無遺。如，論及戶部「半與價銀，半與鹽引」，他先問：「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劉健等答道，戶部用意在於節約用度。他馬上說：既然是節省用度，戶部為何不把折價之銀留著，而全部給予王瓚、崔杲等鹽引，「豈不兩便」？意思是，鹽引又不是現錢，把鹽引交給太監由他們去折騰，卻留下實實在在的錢，戶部何樂不為啊？這純屬裝瘋賣傻，利用年齡小，假作天真，故作未諳世事的模樣兒；其實只須一句話即可戳穿正德的面目——如果他真覺得現錢比鹽引好，又何必固執地堅持要全部付與鹽引呢？當然，劉健等不便這麼反問，他們唯有耐心解釋說「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為多」。正德則繼續胡攪，問「何故？」劉健等只得又將鹽引可能夾帶從而引發私鹽壅滯、鹽法不行的弊端解釋一通。正德口稱，如果真有此事，「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也」。劉健等人不能說這些人因有皇帝庇護，根本不會得到「正法處治」；他們只能利用太監的品質做文章，指出「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煊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捆打，只得隱忍承受」。哪裡還談得上「正法處治」？「所以不若禁之於始。」與其指望將來「正法處治」，不如從開始就掐斷髮生這種事的渠道。話論至此，雖然正德以小賣小，胡攪蠻纏，三老卻侃侃以對，有條不紊，正德眼見理論不過，終於抹下臉，「正色道：『天下事豈只役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也，只有三四個好，便有六七個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正色」二字，說明他確實急了，不再繼續裝傻。而且這幾句言語十分不講理，意思是說：何以見得天下事都壞在內官（太監）身上？如果非說十個人中間，只有三四個好人，另外六七個都是壞事的人，那麼朝臣裡面也一樣（「先生輩亦自知道」）。至此，這場君臣對的實質才昭然若揭：鹽引之爭，爭的不是鹽引，是皇帝集團與朝臣集團誰是誰非。
召對不歡而散。朱厚照扔下一句：「此事務要全行。」劉健等叩頭退下，深感絕望。作為正統的儒家官僚，這種局面之下，他們只剩下最後表達自身職責與操守的選擇，就是引咎辭職。達成一致，翌日，三人即遞交一本：
自古帝王以從諫為聖，拒諫為失。國家治亂，常必由之。顧（向來）順旨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難受（採納）。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說進於陛下，誠欲陛下為聖德之君，天下成至治之世也。今文武公卿台諫，合詞伏闕，皆謂鹽法不可壞，而聖意堅執排群議而行之……臣等豈不知順旨者有寵、逆耳者獲罪，若貪位戀祿、殃民誤國，則不獨為陛下之罪人，抑亦為天下之罪人、萬世之罪人矣。區區犬馬之誠，猶望陛下廓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俯納群言，仍從初議，以光聖德，天下幸甚。若以臣等迂愚不能仰承上意，則乞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將臣等放歸田裡，以免曠職之愆。
雖然自斥無能，但字裡行間分明說，唯有皇帝應對此事負責。
也許，朱厚照唯一未嘗料到的，便是內閣居然全體請辭。他畢竟年齡尚輕，登基方才年余，政治上毫無經驗不說，連在朝臣中物色、培養「自己人」也根本來不及，一旦三老撂挑子，千頭萬緒自己如何應付得了，更何況以三老的影響，此事的後果將絕不僅僅是他們的離去……我們雖無從知道接到辭呈後正德的內心世界，但想必他經受了一場羞怒交加的感情風暴——因為最終在三輔臣辭職的壓力下，他被迫宣布：接受戶部方案，半與價銀，半與鹽引。
危機雖得暫渡，卻可以想像正德與他的文官系統從此誓不兩立，結了極深的梁子。大臣們的做法固然有例可循，正德卻不免感到被要挾的滋味，畢竟他乃新君，立足未穩，在此之際，竟遭內閣以集體辭職逼己就範，也確有身陷絕境之痛。
俗話說「君無戲言」。朱厚照頭天還那麼強硬地甩下「此事務要全行」的話，第二天便在內閣辭職的威脅下改弦易轍，雖然事後朝臣給他戴「從諫如流」的高帽子，來幫他遮羞，但他內心恐怕只會想到「奇恥大辱」四個字。僅隔一個月，當那場大政變爆發的時候，我們尤其感到，正是崔杲奏討鹽引事件把正德君臣矛盾推向極致，從而點燃了導火索。
在朝臣一方，也許解讀有誤，以為正德真的「從諫如流」；也許是想趁熱打鐵，抓住有利時機重創皇帝身邊群小；也許兩者兼而有之——總之，在贏得鹽引這一回合的勝利之後，他們「把鬥爭引向深入」，矛頭所向由事到人，從低級別太監轉向正德最倚信的幾個核心太監，即有名的「八黨」——明代「八人幫」。
所謂「八黨」，指環繞在正德身邊的八位高級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和羅祥，此八人自正德登極以來不單誘其墮落，實際上也漸漸控制了他。朝臣普遍認為，新君即位以來「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以及「朝令夕改」「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