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把朱棣歸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作為，也確當得起這稱號，所以我們並不打算收回這樣的評價。
但其實這並不是他的真正特色；僅僅給他這樣的評價，有點委屈他了，抑或把他過於簡單化了。
暴君屢見不鮮，朱棣卻只有一個。
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驁之氣，唯我可負天下，為所欲為，把惡做到淋漓盡致；他們對於自己的暴虐從不掩飾，一覽無餘；固然令人切齒，卻也不失直爽。這種暴君，包括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和北朝後趙的石虎 之流。
按我們通常的經驗，暴君不屑於講仁義道德。而朱棣作為暴君，殘暴雖不遜於同類，卻具有其他暴君都沒有的特點：滿口仁義道德。這是他在古往今來暴君中岐嶷不凡之處，也是一種真正的明代特色。
明代已是帝制社會晚期。這概念，一面意味著趨於老邁和衰落，一面也意味著進入穩固和成熟，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漸漸化於循規蹈矩的凝重。界限出現在宋代。宋及以後，倘將短暫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則可看到這七八百年的歷史，秦漢的霸氣，魏晉的放蕩，隋唐的開闊，俱往矣；代之而來的，是縝密和刻板。這也是二千年帝制中儒家倫理真正樹立起權威的時候。其間，明代尤具承上啟下之作用，它一面將宋儒所開闢的理學從元蒙之擱棄中恢複，一面加以發揚光大，結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建設和世俗生活準則之中；後世稱「宋明理學」，若單論創言立說和對學理的貢獻，明不如宋，然而把「知」轉化為「行」，實踐地把理學原理深入融於體制和社會生活規範，明又超過了宋。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間作用，才有按照儒家尺度最平穩運行的典範般的清代——它在制度上悉遵明制，卻能夠吸取明代的若干教訓，從而在十九世紀之前，把儒家倫理的政治能量發揮到極致。
野蠻的衝動雖然仍有，卻面臨業已不可動搖的儒家道德權威的巨大壓力，而不得不有所自我抑制。朱元璋很典型，他天性之中明顯有強烈的暴力傾向，並在具體事件和局部行為上時有流露，但總體上他卻能夠了解接受儒家仁愛為君理念的意義。還有起自蠻荒的滿人，起初他們的表現，跟以往一入中原唯知殺戮與蹂躪的其他蠻族沒有兩樣，然而當天下既定、切實實行統治的時候，卻意識到收斂野性、洗心革面的必要，轉而成為有史以來在中原執掌政權的最理性之異族。總之，無所顧忌、赤裸裸、將破壞性宣洩殆盡的暴政，宋、明、清三代並不存在。
唯一有潛力發展成「暗黑破壞神」式暴君的，便是朱棣。從他做下的一些事，完全可以看出他在這一方面的罕見稟賦。永樂十九年，僅僅為著一個寵妃之死，朱棣即悍然在後宮實施一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事因朝鮮進貢的權妃而起，這權氏進宮後很受朱棣喜歡，漸教她掌管六宮之事，難免為別的妃嬪所嫉。永樂八年一天，權妃突然死了，但當時並未引出什麼事。到了永樂十二年，忽然抖露出權妃當時是被另一朝鮮宮人呂美人下毒害死的說法——其實這純屬後宮齟齬導致的誣陷——朱棣怒極，獸性大發，命人將被冤枉的呂美人用烙鐵足足烙了一個月，方才處死，另外還處死宮女數百人；又堅持要求朝鮮國王殺呂氏滿門；與此同時，為了泄忿，「將赴征時逃軍及從軍士之妻妾奸他夫者」，共計一百多人，全部殺掉，每天殺人時他都親臨現場觀看。事情並未到此為止。不久，誣告呂美人的宮人呂氏（也姓呂，不過是中國人），還有另一宮人魚氏，曾因難耐寂寞而與宦官私通，朱棣似有覺察，呂、魚感到事情敗露，雙雙自盡；呂、魚之死，令當年權氏舊案複發，朱棣大行拷掠，宮婢不堪受刑往往信口胡言以求暫解，結果刑逼之下，生出所謂宮中存在謀殺朱棣陰謀之說，一旦如此，進而輾轉攀連，牽及宮女二千八百人——這二千八百名宮女全被殺光，而且個個以剮刑處死，每剮一人朱棣均親自監刑。據說，有宮女受剮刑之時，破口大罵朱棣：「自家衰陽，故私年少寺人（與年輕宦官私通），何咎之有？」 宗一（第319-321頁）。">看來以「尚武」聞名的永樂大帝，作為男人其實並不值得驕傲，難怪他如此喪心病狂。
累計起來，從永樂十二年起，至永樂十九年止，因為權氏之死而引起的這件慘劇，朱棣前後殺人逾三千。
此事足以證明，朱棣其人的殘暴，不在後趙皇帝石虎之下。但是，類似這樣的行徑，我們在《太宗實錄》里卻找不到一點蹤跡，全部被掩蓋起來。這場後宮大屠殺，所以為後世知曉，僅僅由於當時宮中有個名喚金黑的朝鮮籍乳娘，她在朱棣死後，得返朝鮮，將全部經過對朝鮮國王做了彙報，然後載於《李朝實錄》。
金黑還報告說，朱棣死後，共有三十餘名妃嬪，被強令殉葬；從金黑所提及的人名看，多為朱棣生前所寵愛的女人。這些女人被領入一間大殿，事先已有許多小床放在那裡，她們被扶上小床，將脖頸伸入繩套，隨即撤去小床……金黑描述說，朱棣的寵姬韓氏，這位與之母女相稱的朝鮮美人，臨死之際哭叫道：「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 ，其狀甚慘。殉葬的旨意，究系朱棣早有吩咐，還是出於其子仁宗朱高熾，不明。但細察此事的風格，兼以朱棣一貫的為人、性格、心理來推測，十有八九是朱棣的安排。漢代以來，殉葬在中國已經廢止，以宮人殉大行皇帝之事鮮有所聞；一般做法是遣散或在宮中養起來，「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是比較典型的情形。朱棣能在十五世紀有此倒行逆施，一是強烈而可怕的獨佔心和嫉妒心作祟，再有，只能說此人過於毒刻，天良喪盡。
幸賴外國史志，這些本已淹埋的史實多少年後才重見天日。由此不禁令人深疑，朱棣一生究竟還有哪些暴行已經石沉大海，被官方史志抹煞得一乾二淨？
這惡貫滿盈的統治者，若詢之今人，恐怕卻沒有幾人認為他是大暴君。原因何在？除了他本人和明代官方竭力消滅那些罪惡證據，除了他搞過很多迷惑後人的「形象工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他曾用大量言論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尚的賢明君主。但更可悲的是，今天許許多多、泛濫成災、不負責任的通俗化帝王傳記作品，對朱棣這些漂亮話居然連最基本的「聽其言，觀其行」的意識都沒有，一味採信，把它們用作刻畫朱棣形象的材料，影響相當壞。
就在他血洗後宮過程中，永樂十九年四月八日，紫禁城三大殿忽為雷所擊中，引燃天火，新皇宮這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最主要建築，落成僅三個月，即化為灰燼，直到正統年間才由英宗朱祁鎮修復。三大殿毀於雷火，曾給未及被殺的人們帶來一絲希望：「宮內皆喜，以為帝必懼天變，止誅戮。」 朱棣的確於第二天就下了一道罪己詔，裡面說對於三殿之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隨後在內外政及自我道德修養等所有方面，反躬自問；又極誠懇地表示：「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與共，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 可實際上呢？《李朝實錄》指出：「帝不以為戒，恣行誅戮，無異平日。」這正是朱棣一貫的風格：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公開說的是一套，實際做的是另一套。他可以一面下罪己詔，滿是悔過之意，一面依舊屠殺不輟，「無異平日」。
這才是真實的朱棣。
朱棣之生也晚。以他的稟質，早生數百年，當不失為歷來暴君頭把交椅的有力競爭者。但，前面所說帝制晚期特色限制了他，使之不能盡情發揮。
過去，講到宋以來禮教（道學）對人的束縛，多注意的是讀書人和士紳所受的影響，小說家也以此為題材，加以渲染，留下很多精彩故事，所以現在一談起禮教的虛偽，我們腦中浮現的儘是嚴貢生一類形象。
其實皇帝也一樣。到了明代，做皇帝愈來愈不「自由」，道學的各種清規戒律如影隨形，令他們不勝煩惱，卻無可奈何。終明之世，幾乎每個皇帝都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回答道學的提問。有朱元璋的方式，朱允炆的方式，朱祐樘（明孝宗）的方式，也有朱棣的方式，也有朱厚照（明武宗）的方式，朱厚熜（明世宗）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必須和道學打交道，做出回應，表明態度，而無法置之不理，其情形則無奇不有。像朱厚照，生性與道學相左，又不慣隱忍，索性破罐子破摔，以淪為市井無賴的方式來達到反叛目的。朱厚熜也很有意思，早期他極在意道學，他承祧武宗得為皇帝後，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為自己生身父母正名，為其上帝後尊號，他這行為正好觸動了禮教自相矛盾之處，禮教凡事以孝為先，朱厚熜所爭正因他篤行孝道，不願當了皇帝而成為別人的後代，但禮教對於名分偏又摳得很死，從名分上說朱厚熜必須以孝宗朱祐樘之子的身份繼承皇位才算合法——一邊是孝道，一邊是名分道統，朱厚熜為此與群臣往來相鬥，雙方引經據典，各不遑讓，搞到後來終歸皇帝力量大，朱厚熜如願以償，但也真可謂焦頭爛額——此即有名的嘉靖「大禮議」事件，完全由如何正確解釋道學理論而起。經此惡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