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這個人，很幸運。一生頗多倒行逆施，也足夠殘暴，但留下來的聲譽，卻似乎不曾壞到那個地步，甚至一般國人提起永樂皇帝，印象非但談不上壞，乃至還引起一點「光榮與夢想」的情愫。
在我眼中，中國曆來的暴君，朱棣其實可以排在秦始皇前頭。秦始皇干過什麼？最壞的事情，莫過於「焚書」和「坑儒」。以「坑儒」之有名，卻只殺掉了四百多個知識分子，比之朱棣，小巫見大巫。殺了四百人的秦始皇惡名遠播，人至今切齒，殺人比他多幾倍、十幾倍的朱棣，事情卻幾乎被淡忘。秦始皇真正嚴重的罪行，是「焚書」，險些斷送中華文明根脈，這一點，不可饒恕。其他如修長城、造阿房宮，勞民傷財，天下苦之，無疑是罪惡。但一方面，其中的長城究非無用之物，在冷兵器時代，它對中國的屏障作用還是明顯的，直到明代，抵擋塞外游虜的侵擾，仍採取老辦法，重修長城。另一方面，就禍害民眾論，修長城、造阿房宮這兩件事，比之朱棣一生好大喜功的種種「壯舉」，遠遠愧而不如。
然而，人人知秦始皇是暴君，很少知道永樂是暴君，相反，現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朱棣，還是「有為的君主」。為什麼？首先的原因是民眾一般少有自己直接去讀史的，如果讀一讀明史，這層誤會當不會發生。但我們很難也不應該指望普通民眾都有暇抱著厚厚的史書來讀。所以，更為實際的原因是對這段歷史的轉述（或曰宣傳）有問題，而問題的產生自然與朱棣一生幾件「驚天動地」的「功績」有關。一是修《永樂大典》，一是鄭和下西洋，一是移都北京，一是對外用兵。古時做皇帝的，倘不甘平庸，都想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為。朱棣以篡得位，更急於有所表現，裝點門面。他做這幾件事雖然各有具體目的，但從根子上說，最終都是為了改變形象，為自己樹碑立傳。而後世的看法，居然很遂他這心愿。比方有一種流行的評價，認為雖然明代諸帝大多不成樣子，如扶不起來的阿斗，但「二祖」卻在例外。「二祖」，即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麼，朱棣究竟是靠什麼被抬到這樣一個可與朱元璋比肩的位置呢？細數之，無非上述四件事。
其實，關於這幾件事，恩格斯有一句話可幫助我們取得較周全的認識：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
今人稱頌「四大功績」，是因這些事有個共同特點——都以宏大的特性表述了中國歷史的某種「光榮」——《永樂大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類書；鄭和下西洋被視為睥睨哥倫布的壯舉；遷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營造，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宮殿；而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掃盛唐以降中國始終被動挨打的頹勢，頗能重振華夏雄風。
這當中潛藏的宏偉話語因素，很堪為迫切希望找回歷史榮譽感的民族心態所利用，於是自然地，朱棣和他的時代就被當做稱頌對象。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對歷史永遠不可以只站在今天的或我們自己的角度，脫離歷史實際，人為地誇大或拔高歷史現象與歷史事件的意義，尤其是無視當時人們切身遭際來評價歷史。
《永樂大典》
四件「大功」中，編《永樂大典》一事，先前簡略談過。現在不妨再把我們對此事的觀點明確一下：第一，《永樂大典》編成之後，唯手抄一部，秘存大內，罕為人見，未能流播宇內而對文化發展有實際推動作用；至嘉靖年間方復謄第二份，同樣秘存大內，直至散佚。第二，這套巨書的起因，雖然純屬朱棣為刻意表現其「文治」而搞的形象工程，但對古代文籍究竟有保存之功，倘傳之今日，無疑是瑰寶——但可惜沒有。總起來說，《永樂大典》聲名雖赫，但實際於我們近乎只有「傳說」的意義，當時、後來以及現在，很少有人享受它的好處；這固然當問外寇搶掠之罪，然而造此物者本無意使之發揮任何現實作用，這一點我們亦絕不應為之飾言。當時若果有此心，以明代印刷技術的成熟和發達，以朱棣一貫大手大腳花錢的風格，非不能將其變成出版物、供人閱讀，而必深鎖其于禁中、至終不見天日。 今天的人們都很明白「知識共享」的意義，只有進入共享領域，知識才發揮其效用，這是從公共圖書館到互聯網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反之，壟斷起來，再好的知識也毫無價值。
鄭和下西洋
鄭和七下西洋，顯示了當時中國造船及航海技術在世界上的優越，這沒有問題。鄭和本人，尤其船隊中的船工，堪稱當時舉世最好的航海家，他們的經歷極富傳奇性，這也沒有問題。
除了以上兩點不可動搖的事實，自鄭和七下西洋六百年來，圍繞著這一歷史事件的，更多是敘事話語的變化。
《明史·鄭和傳》體現的是世界全球化體系到來之前，中國以自己的眼光對此事的認識和評價。《鄭和傳》凡九百五十四字，茲略去有關具體經歷的敘述，撮其議論部分如下：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
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雲。
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
裡面講得很清楚，朱棣派遣鄭和船隊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尋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一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而其結果，第一個目的沒有達到，建文帝下落仍然不明，第二個目的則取得奇效，終永樂之朝，「外番」前來上表進貢者逶迤不絕，成為「明初盛事」，持續到宣德時，熱潮方漸退，但以後餘威猶存，明王朝在跟海外諸國打交道時（「凡將命海表者」），總要提起鄭和之事以自我誇耀和懾服「外番」。此外，《明史》這段話還有一點很重要，即鄭和下西洋並非朱棣對於中國之海上發展有專門的認識和單獨的設想，而只是「銳意通四夷」——全面威服四方——海陸並舉，在鄭和被派往西洋的同時，另外幾個太監則從陸路被派往西北、西南和北方執行相同使命；因此，就其本意來說，鄭和下西洋實際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傳統的中華帝權中心主義的延伸或翻版，所不同者，無非過去發生於陸上，而鄭和事件則發生於海域而已。
歷史本身也印證著《明史》的這種解讀。鄭和事件是孤立的，也是特定的。過去未曾有過，此後也從不再發生，它既未激起連鎖反應，而且基本也僅見於朱棣時代（七次下西洋，有六次在永樂間，只最後一次在宣德初年）——總的來說，它只跟兩個人有關，一是朱棣，一是鄭和，彼二人謝世之後，此類事件便無影無蹤。因此，《明史》有關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跟近代以來漸漸形成的另一種敘事話語有很大差別，除了這件事本身的直接起因與動機外，它沒有額外強調和挖掘更多的含義。而且，從鄭和事件發生到清代初年修撰《明史》以及鴉片戰爭之前，沒有別的敘事話語，對此事意義的認識一直僅限於《明史·鄭和傳》所代表的那種評論。
對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的變化，發生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東漸之後。全球化趨勢的到來、全球化意識的形成以及在此人文背景下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使鄭和事件突然被「發現」或被賦予近代意義，並用近代話語作新的解讀。首先是「新民論」的發軔者梁啟超撰出《祖國大航海家鄭和》，以全新視角重估鄭和事件的意義；繼之，民族復興的象徵和領袖孫中山也在《建國方略》中以相近的觀點伸揚鄭和精神，將鄭和下西洋稱作「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以後，鄭和事件不斷被置於種種「現代性」敘事話語之下重新觀照：鄭和開始成為中國遠洋外交的先驅，鄭和下西洋被視為與閉關鎖國態度相對立、一種體現「開放」精神的歷史資源，近年更有諸多文章把鄭和事件與由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完成的歐洲地理大發現相提並論。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的本質其實是解釋學。若就此言，圍繞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的變化，也無足怪。當然還可以有另外的態度，對歷史採取比較樸實的態度，這更多的是一種學術性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會傾向於原原本本地看鄭和下西洋這件事。
鄭和下西洋直接或初始的起因，是「蹤跡建文」，亦即查緝失蹤的朱允炆。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朱棣一大心病。為此，他派人四處暗訪達一二十年之久。其中一個主要的密探是戶部給事中胡濙。《明史·胡濙傳》：
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制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一說張邋遢或即張三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