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暴力現象，從遠古綿延今代，沒有斷絕，恐怕也不會消失。
暴力的表現有兩種：非理性的和理性的。
先說非理性。非理性暴力，起源於報復的本能，當受了傷害及嚴重威脅，而一旦從傷害和威脅中脫險，並反過來對對方取得支配地位時，原先積聚起來的由仇恨和恐懼組成的巨大能量，就會尋求某種釋放與宣洩的途徑，這時候就產生各種非理性暴力的表現。如屠城、殺降、燒掠、姦淫、虐俘，如形形色色的酷刑。這些行為雖然目的也是給對方以懲罰，但採取的手段遠遠超出其目的所需，而包含巨大快感，是對自己心理的額外補償。這種快感與心理，以暴力本身為滿足對象，或者有意渲染和推崇暴力，以至於最後暴力自己就成為目的。這時，暴力是一種邪惡。
但也存在並不邪惡的暴力，即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暴力有兩個特徵：第一、起自於維繫社會正義平衡的需要；第二、不含宣洩、渲染暴力的成分，相反它的施行還有意降低暴力對人的恐怖心理作用。從本質上說，國家機器都具有暴力的內涵，它在防止動亂、打擊犯罪和懲罰其他破壞法律之行為時，必然使用暴力。但如果它立於理性，則其使用一定是有序、中肯和收斂的。例如在理性暴力意識下，許多現代國家廢止了死刑，即便不能廢止的，也儘力削弱死刑中超出懲罰目的之外的炫耀恐怖的因素，中國近年漸以藥物注射代替槍決的死刑執行方式，就是基於對國家暴力的理性化認識。
朱棣上台後所大規模使用暴力的情形，完全失卻理性。他的殘酷鎮壓，本極過分，而於瘋狂殺戮之中所挑選和採用的方式，更超出了消滅和打擊異己的實利需要，純粹演變成製造恐怖氣氛和對暴力的宣揚。對不肯降附的建文忠臣，朱棣不以僅奪其生命為滿足，往往用野蠻虐殺達到其快意宣洩的訴求。如暴昭之死：
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司中之死：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掃其膚肉，至盡而死。
鐵鉉之死：
文皇乃令舁大鑊至，投鉉屍，頃刻成煤炭。
對建文忠臣女眷，竟公然讓人輪姦：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紹舞鄧誠等於右順門裡口奏：「有奸惡齊泰的姐並兩個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由二十條漢子守著。年小的都懷身孕，除夕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奉欽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樹兒。」
這些行為，泄憤之外，目的主要在於恫嚇。殘忍地對待這些曾經反對他的人，侮辱其家屬，都具有一種展示「下場」的作用；既滿足了朱棣自己的報復心理，又作為威脅以警誡所有對他以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感到不滿的人。
儘管實施了大規模屠殺、血腥酷刑以及極其歹毒的身心摧殘，但朱棣知道，單靠這些遠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的非議。這種聲音可能隨處皆在，卻藏匿於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如不加控制，也許會慢慢匯聚起來，變成一股比聲音更實際更有力的力量。此即王世貞於萬曆年間所分析的：「既由藩國起，以師脅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 說朱棣當時的懷疑，到了「人人異心」的地步，對每個人都不放心——「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沒辦法，自己心中有鬼嘛——那麼，怎麼辦？只有實行一整套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密織偵緝網，豢養大量鷹犬，提高特務組織地位張大其權力，培植大酷吏，在全社會鼓勵告密，以言治罪、禁止民間談論政治……總之，要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局面。
即位之後，他指示軍方遵循以下精神發布公告：
今為眾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為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許諸人首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其中可見先前一系列的屠殺造成了巨大恐慌，恐慌的同時也引起民間極大不滿，朱棣所謂「妄言」，當包括上述二者。這條指示的精神，安民愛民只是表面文章，道貌岸然的語詞背後，是一副冷酷的鐵腕形象——他指出，面對陰雲密布、血跡斑斑的現實，人民連「疑懼」的心理反應也不能有，也是罪過，更不得將這種內心感受吐露和表達出來，凡所語及，即為「妄言」（如當代所謂「反動言論」），就是死罪。為了徹底撲滅人民的不滿情緒，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許諸人首告」，意即，曾一起議論「國是」的人當中，誰首先起來檢舉揭發別人，此人即可免罪，而且會得到其他所有被處死者的家產作為獎勵，相反，「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這是一道誘導鮮廉寡恥、棄信忘義之風盛行社會的旨令。
於是，永樂年間引人注目地出現一種過去很罕見的罪名：誹謗罪。「誹謗」的意思並不複雜，就是捏造壞話來詆毀和破壞他人名譽；誹是背地議論,謗是公開指責。這字眼，今天無甚特別之處，任何人覺著自己被人用言語侮辱了名聲，都可以告之以誹謗。但永樂年間對誹謗的指控，卻非普通人所享權利，而是朱棣單獨享有對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權利；在這裡，誹謗罪專指一切針對朱棣及其統治的議論，只要這議論是負面的、批評的和表示懷疑態度的，不論對錯，不論有無事實依據，通通算誹謗，所謂「誹謗時政」。說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頌德、感恩戴德，不允許對政治發表任何公開或私下的意見。因此我們不妨把永樂年間的「誹謗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間一切有關政治的自由言論。
雖然中國古代社會並非民主社會，但仍很少聽說哪個朝代設立過這樣一項罪名。相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有一個很突出的傳統，認為應該傾聽民眾的聲音，還認為企圖用封堵的辦法來扼殺民意，不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經引《尚書》中的一句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為耳目，何況人君？他還告誡那些為君者：「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什麼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說不應該，就一定要加以審視。這也是強調執政者必須傾聽人民聲音。更有名的，是子產講的那句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來，比堵住洪水可要難多了！要多蠢有多蠢！所以子產不毀鄉校，保留它，給老百姓一個隨便談論國是的地方。後來個別統治者，至多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燒書、司馬昭殺嵇康等，針對普通民眾在全國設立一項以言論管製為目的的「誹謗罪」，恐怕是第一次。
這本來就是一種莫須有式的罪名，自然鼓勵了那些刁橫蠻霸、賣身求榮以及為了飛黃騰達而不擇手段、陷害別人的醜類，他們可以沒有任何根據，兩張嘴皮碰一碰，就把無辜者送入監獄。
曾有一個軍痞帶領手下去安慶采木，沿途強取民財，民將訴於官，此人便「誣民為誹謗，縛送刑部，具獄以聞」 。修建南京報恩寺期間，有小人貪功冒賞，製造傳聞，說被征役夫「謗訕」，且「恐有變」，幸虧負責調查此事的監察御史鄭辰不輕信，查明：「無實，無一得罪者」，上萬人才保住性命 。永樂四年九月，有個浙西人舉報誹謗，把人抓來後對質，結果被誣陷者相互根本就不認識，朱棣也很沒面子，將舉報人「棄市」。 由上數例可見，當時告密之風盛行，成為惡人陷害良善很好的手段，也是一幫利欲熏心之徒升官發財的捷徑，為此甚至捕風捉影、鋌而走險，不計後果以求一逞。
也確有得逞者，最典型一例，是丁鈺因告鄉鄰誹謗罪而一步登天。這丁鈺，原是山陽縣普通農民，因見朝廷「嚴誹謗之禁」，略略琢磨，認定發跡的機會到了，便於永樂五年六月密告同鄉數十人涉嫌誹謗，結果一告一個準，那幾十位鄉鄰全部被殺，丁鈺卻被認為其才可用，「上才之，授刑科給事中」 ——這不是一般的破格，史書上寫得很清楚，丁鈺原來的身份是「民」，連生員都不是，完全沒有做官的資格，「刑科給事中」屬於科道官，慣例只有中了進士的人方做得，至少也得是監生 。丁鈺嘗到甜頭，一發不可收，任職期間專以打小報告、揭發、告密為能事，「陰伺百僚，有小過輒以聞，舉朝側目」，直到最後因為「貪黷」遭到彈劾而被發配充軍為止。
因為設了這個誹謗罪，告密、誣陷之風，終朱棣之世從未停歇，甚至他死了以後，還時有發生。朱高熾繼位，因見這種風氣實在太壞，搞得人心惶惶，而奸惡之徒則屢屢加以利用，痛下決心，宣布正式取消「誹謗罪」：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謗，以誹謗為說。墨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