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 ，是中國特產。由太監而起的誤國殃政的弊端，也是中國古代史的特產，太監乃刑餘之輩，所以通常把這種政治災難稱為「閹禍」。而歷朝歷代，閹禍最甚的當數漢、唐、明。進而又須交代，明代閹禍本來是可以也應該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發展到成為導致明代亡國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樂皇帝朱棣之所賜。
以上數語，算是把本節所談，大致說清。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個叫曹參芳的學者正忙於編撰他的一部歷史著作《遜國正氣紀》。「遜國」，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後世替朱棣找台階下，迴避他篡位的事實，用朱允炆「遜國」即主動讓位的說法來遮掩。等到這本書寫成之時——「崇禎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禎皇帝已弔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這本書探討國家救亡之道——當時明要亡的跡象，實在比較清楚了——所謂對「正氣」的重申與呼喚。可惜，沒等到他寫出來，明先已經亡掉了。但他對可以視為明亡國之因的一些總結，仍值得一觀。內中有一段寫道：
寺人禍國，其來久矣。我高皇帝有鑒於是，雖設中貴，止供撒掃。而銜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宮府謐如。雖讓皇帝紛更祖制，此獨尊之加嚴焉，以故遺恨內臣，密謀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儼保之譖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趾予敵矣。延至逆振，舉萬乘之尊輕擲蠻夷，喪中原銳氣多矣。而吉祥輩復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啟釁，縲絏盈朝，積骨盈邊，可勝悼哉？正德間，八虎橫一豹吼，逆瑾慘烈，禍延宗社……繼以魏璫，狐豕滿朝，忠良膏野，上公稱而廟貌祀，竊號竊名，古今慘變……
列閹禍為明代亂政且逐步導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對這種趨勢與過程敘述得相當簡潔，一目了然，普通讀者透過這區區兩百來字，已可周詳了解明代閹禍的由來和發展：第一，在朱元璋時代，宦官是被嚴格控制使用的對象，嚴格程度甚至歷來沒有，「止供撒掃」，讓他們只是純屬清潔工性質的服務人員，所以沒有發生閹禍。第二，朱允炆繼位後發起不少對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獨這一條不改，且嚴上加嚴，所以也沒有發生閹禍，但導致一部分宦官暗心銜恨，里通燕王，幫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權陰謀既已得逞，為著多重目的（稍後述），徹底改變由朱元璋制訂、朱允炆堅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當作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開啟明代深重閹禍之門。第四，禍門既啟，壞例已立，以後歷代閹禍愈演愈烈，作惡巨璫層出不窮，作者列舉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魏忠賢等，這些大太監都曾甚囂塵上，像魏忠賢，搞到忠良見戮、百官爭相當其走狗、甚至活著的時候享受專祠奉祀，而正統年間的王振，竟活脫脫親手斷送英宗皇帝，讓他做了蒙古人的俘虜。
曹參芳履歷天啟、崇禎兩朝，對於魏忠賢如何把國家搞得烏七八糟，滿朝歪風邪氣，親有體會，知道閹禍危害非同小可，追根溯源，想到一切起自永樂年代，所以才深切懷念「遜國正氣」的吧？
閹宦的起源頗早，可能商代就出現了，至少可確知周代是有的，《周禮·天官冢宰》有「奄」之稱，鄭玄對此注曰：「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不過那個時候，宦官用於宮庭普遍不普遍、是否制度化了，難考。從制度化角度看，還是認為宦官階層形成於秦代（含秦國）比較穩妥。因為中國君主專制這種思想萌芽於秦國，中國的第一個帝制王朝也由秦建立，它是制度的創立者。太監（宦官）的本質意義，即是體現、從屬和服務於君主專制的意志，成為君主專制下一種特殊的組織化建構，亦即宮禁制度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群體在歷史上發揮過什麼好作用嗎？沒有。不要說好作用，二千多年來，他們只要安分守己，就可以說表現良好了。
我們所知此類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個為非作歹的傢伙。他是秦國大宦官，侍奉嬴政（當時的秦王，後來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寵信，封長信侯，揮霍無度、勢力巨大，門下家僮數千，賓客千餘，儼然國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能與丞相呂不韋抗衡。直到有人告發他其實是個假閹人，陽具不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歡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風流女子，當年是艷都邯鄲的一名歌妓，後被呂不韋買下，並在被呂不韋腹內留種的情況下送給秦國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後來當了中國第一個皇帝的嬴政），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豈知嫪毐居然武裝反抗，兩軍戰於咸陽，嫪毐兵敗被殺。
嫪毐之事，可以說已開啟了所謂閹禍的典型。一是這種人一旦發達，往往勢可傾國；二是這種人一旦作亂就非同小可，幹得秘密些是致使宮掖生變，如果追求驚天動地，則能夠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干仗。
以後興風作浪的宦官不勝枚舉，如趙高那樣把持朝政、指鹿為馬者有之；如漢「十常侍」那樣導致一個朝代崩解者有之；如憲宗被殺、穆宗得立之後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廢立者亦有之。許多中國人受舊小說舊戲的影響，以為中國的事，都壞在曹操、高俅那樣一些塗著大白臉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歷史書就知道，內廷權閹的危害，遠在外廷奸臣之上。
這樣的慘痛經驗，已積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時候，並不需要很高智慧也可以認識到，必須嚴防太監干政。所以他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 曾定製：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更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
扼制太監，不使他們參與政治，很對。不過，朱元璋將太監的危害歸諸他們的人品天生較別者為劣，卻毫無道理。太監同樣一個腦瓜、一副身子，並非三頭六臂、惡魔投胎。如果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有這種情況，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專制因為對自己的極權嚴防死守，信不過外廷大臣，將太監們倚為心腹而導致的結果。皇帝和朝臣的君臣關係，一面是上下關係，一面卻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約的關係。但皇帝和太監之間，則無這樣一層「禮法」的約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關係，可以隨意呵斥、打罵甚至取他們的性命，這讓皇帝覺著很放心，更堪掌握，久之無形中也對後者產生依賴，而感到他們親近，不可托於大臣的事，托於他們，甚至私密之事也讓他們與聞。但當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太監俯首帖耳、任其驅馭的一面，看不到後者因「親炙天顏」而被賦予巨大權勢的另一面，至於過於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仆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總之，太監輩「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
朱元璋當然不會承認這一點，不過從汲取歷史教訓角度出發，他要與太監們保持相當距離的決心，還是蠻大的。
明白表示，絕不能用為耳目心腹，也不能給他們立功的機會。這是朱元璋「幹部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條，甚至可以說是「鐵的紀律」。他立下規矩：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更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不識字，便阻斷了太監參政的途徑；萬一還有人不自覺，居然敢於干政，那就殺頭。
朱元璋基本踐行著自己制訂的上述政策，朱允炆則更嚴格。所以從洪武到建文，明初太監沒有飛揚跋扈的例子，而且應該說日子很不好過。
朱棣奪位，太監很出了一把力。嘉靖間大名士王世貞說過這樣一件事，當年朱棣起兵以後，與政府軍作戰，費了很大勁三年所得也無非北平、永平、保定三府，這時，「有中官約為內應，謂須直搗南京，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 亦即，有太監主動與朱棣聯絡，建議不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徑取南京，而太監們將與之裡應外合。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頗然此說：「靖難兵起，久而無成，因建文馭宦官極嚴，而叛而私以虛實報燕（指朱棣），遂敢於不顧中原，直趨京邑。」此事如屬實，則建文宮中的太監對朱棣最終成事，可謂功莫大焉。
《明史》關於朱棣信用太監這樣說：「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 言下「有論功行賞」的意思。我們不排除可能存在這層因素，但歸根到底，朱棣之倚宦官，應該不是出於欠了這些人的情，而要對他們有所回饋，「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朱棣不是這樣的人。此人唯我獨尊，一切皆以自己為出發點和旨歸，可負天下，不可天下負我。他為了樹立形象和詆毀朱允炆（因為朱允炆當政時期充當了一個改革者），就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祖制」（朱元璋政策）的維護者，但在不容太監干政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上，他不僅不堅持祖制，反而從根本上破壞了它，並給後來明的亡國種下禍根。為什麼？就因為他極端利己的本性。朱元璋不準太監干政，這規矩很清楚，斬釘截鐵，理由也說得挺透，朱棣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