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以因果看人生。凡事，有因即有果，什麼因得什麼果，一切的果皆可到它的因上去求解。所以勸人行善，不為惡。一旦作了惡，事情就會自動生成一種慣性來，讓人越來越惡，即便想超拔也身不由己。
有人以為，惡人是註定的，其實不。有一時一事作惡的人，但沒有永生永世情願做惡人的人。人之所以作惡，說到底是受一種賭徒心理支配，對尋常、本分的生存不滿也不甘，希望比別人少費幾十倍的氣力或突然間暴得這樣那樣的大利益，於是，打破常規，去做平常人、規矩人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這多半是孤注一擲，拋開通常的人性準則（道德、法律、內心良知等）用整個人生來賭一把。這種念想本身就是惡的，一旦把它付諸實行，則必做下這樣那樣的惡事。因為大家都在有一分耕耘、得一分收穫，憑什麼你少付出那麼多卻得到很大利益？你這麼做了，勢要侵害、損害他人，這不是惡是什麼呢？但天底下惡人其實還有一個心理，即當他佔了大便宜後，還願意安心過日子，過比別人更好的日子。沒有一個作惡之人，目的是毀掉自己。相反，他作了惡以後，還想享受作惡得來的成果。比方說，貪污的官人一定會想著弄到大筆的錢後，平平安安，人不知鬼不覺，做一個體面人——這些人可恨之處，正在於此，損害了社會和他人，還期求不遭報應——不過，我們這裡暫不去詛咒他們的無恥，而著重了解他們的心理：原來，他們也並不願意一直充當惡人，他們作惡的起因是想靠偷賴、走捷徑或撇下大家都遵守的準則替自己謀幸福；亦即，作惡也是為了追求幸福。從追求幸福角度說，作惡之人與常人無有不同。這一點上他們極不講理，憑什麼你作惡了還想得到幸福？不過，他們的邏輯就是這樣。只可惜，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公信不支持這種邏輯，否則，天下只好一片混亂。由於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公信不支持，作惡之人的動機與結果之間，就永遠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正義認為：惡人必須得到報應。這絕非徒然給好人無謂慰藉的宿命論，而是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若非這機制，人類無法存在和發展到今天。怎麼報應？現實中許多善良守法的人往往很不平地指出，作惡之人幹了壞事，卻有權有勢、花天酒地，好處全都歸了他們。的確如此，我們常常看到醜惡的人似乎比誰活得都好。但是大家卻不曾注意過，沒有一個壞人能夠終止作惡，撈一把然後安享所得、過一種從外在到內心都是體面人的生活，相反，他們要不斷作惡，一天都不能停歇，用新的作惡來維持他們不正當得來的一切。這實際上是違背他們最初願望的。作惡之後，人最想要的是安全。比方說，一個入室竊賊，被人發現，如有可以安全逃竄的機會，他一定選擇逃竄；但往往得不到這樣的機會，遭竊的事主或出於本能，或出於氣憤，總會想阻止他逃掉，這時，竊賊極可能作下更大的惡，例如殺掉事主——他為什麼這樣呢？分析一下，結論是很可以吃驚的：他是為了安全，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一個入室竊賊如此，一個攔路搶劫者，或實施強姦者，或一個貪墨弄權者，莫不如此。所以，作惡有自己的連鎖效應，如滾雪團。大多數作惡之人，開始都想得很好，一旦得逞，就罷手不幹，帶著作惡的成果悄悄過好日子去。但天底下豈有這等美事？惡無法指望善的蔭護的羽翼，惡只能尋求惡的保護。人一旦作下惡，就只好加大作惡的力度來保全自己，用大惡來化解小惡的危險。受賄一百萬的人，一定會繼續收賄並且同時變成行賄者，收更多的錢，來買跟他一樣的同類，巴不得身邊的人都變得跟他一樣壞，這樣他就安全了；於是，三百萬、五百萬、一千萬……越陷越深，越走越遠，唯如此他才能將那最初一百萬帶給自己的危險處境對付過去。很多人以為這是這些作惡之人慾壑難填，實則他們更多倒是自有苦衷，身不由己。一個人只要作了惡，就會永受這種懲罰，罰他們不得停歇地把惡一直作下去，最初的恐懼無限放大，一輩子活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感受中。不管表面上看去怎樣作威作福，他們心裡卻清楚得很：這不是人過的日子。今天那些貪黷的大官，被挖出來後，當著攝像機鏡頭一個個痛哭流涕、悔不當初，很多人覺得是做戲，我卻認為是他們內心的真切流露，因為那確不是人過的日子；人類社會為了能夠有序健康地延續下去，終究不會，也不能給這種人好日子過。
眼下，永樂大帝朱棣先生，也活在作惡後的恐懼中，也不能耐受夢魘般的糾纏。他也跟每個成功得手的歹徒一樣，特別希望「從良」，回到社會公信的尺度中來，做個名譽的人，讓他的非法所得被人看成正當的、他理該得到的一份。
一些事，袒露了他內心的不自信——或者，也是屈服。
先焚毀歷史，然後偽造歷史。朱彝尊講過一句話：「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 為什麼？禁毀甚嚴，又大加舛改，致使真相大多湮沒。《明史》「王艮傳」提及，「後成祖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遍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 「封事」就是奏摺。「縉」即建文舊臣解縉，他歸附朱棣後受到重用。就是說，朱棣向那些歸附他的建文舊臣出示這一千多件奏摺，除議論國防、農業和財政的以外，統統燒掉。他是極偽詐的人，表面上用這一手來釋放那些歸附者的不安，實際目的卻是徹底消滅一切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和材料，一石二鳥。他以為，把過去留下來的一切這類關於他的議論，抹除乾淨，就可以給自己只樹立一個正面形象，堂堂皇皇享受所竊據的位子。
這樣的「形象工程」還包括：嚴禁民間自由談論或書寫建文朝這段歷史——他的說法是「懷疑怨謗」，犯此罪者，「事發族滅」 ，將處以最高的懲治。這可不是說著玩嚇唬人的。有個叫葉惠仲的文人，就受到了這種懲治，「永樂元年，坐直書『靖難』事，族誅。」
將真相加以禁止以後，還需要再編造假話。永樂年間重修《太祖實錄》，只修一次不夠，又修了第二次，才算比較滿意。明代諸帝實錄，均由繼任者負責修定前任的事迹，朱允炆已經修過《太祖實錄》，但朱允炆搞的東西，自然靠不住，必須重來。目的有兩個，一是把有利於朱允炆的記述刪減乾淨，一是添加直至杜撰對自己塗脂抹粉的內容。當然還有一點，由他朱棣來修《太祖實錄》，等於否認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合法繼承人。兩次重修後的《太祖實錄》，朱允炆要麼被批判為數典忘祖、奸惡濁亂；實在不能醜化的，例如建文時代良好的政績，就諱莫如深，隻字不提，讓它們蒸發掉，好像壓根兒沒發生過。而一切涉及朱棣自己的地方，不止是豐功偉績、高大完美，也不止是憑空吹噓（如《奉天靖難記》所謂朱棣出生時「雲氣滿室，光彩五色，照映宮闥，連日不散」這樣的鬼話），尤有甚者，不惜在自己親生母親是誰的問題上也撒下彌天大謊。
關於朱棣的生母，《明史》成祖本紀寫道：「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這說法，首先由朱棣授意在《奉天靖難記》提出來，再寫入篡改後的《太祖實錄》；清朝初年，官方修編《明史》，不顧歷來的許多疑問，將《實錄》的這套說法全盤接受。殊不知，歷史的本質是透明的，天王老子也難一手遮天，就算一時勉強遮住，其實也不過是紙糊的燈籠，終究會露出窟窿。其中一個比較靠得住的窟窿，是《南京太常寺志》中記載，在南京舊太廟，供奉著一位䂵妃的神主（牌位），上面明確寫著是她生了第四子朱棣。 這曾由明代的一位野史作者潘檉章在其《國史考異》中披露。《南京太常寺志》是一份官方文件，現在雖已亡佚，在明代卻不止潘檉章一個人見過，至少還有一個人，即萬曆至崇禎年間的名士何喬遠也見過，他很謹慎地寫道：「臣於南京見《太常寺志》，雲帝為妃所生，而《玉牒》（指《天潢玉牒》，成文於永樂年間，載述朱氏皇族譜系）則為高後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既無可疑。南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以俟後人博考。」何喬遠話雖說得含蓄，《天潢玉牒》大拍特拍朱棣馬屁，臭名昭著——此書居然聲稱懿文太子朱標「為諸妃所生」，只有朱棣和周王二人的生母是馬皇后，所以，連清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都斥之多「當時諛妄之詞」、「與史實不符」——他提出應該允許《南京太常寺志》之說存在，「以俟後人博考」，明顯傾向認為後者真實可信。
不過，無論潘檉章還是何喬遠，都只是從《南京太常寺志》讀到相關記載，本人畢竟無緣親見䂵妃神主，所以向來大家也不便輕信。
但到了弘光朝，終於有直接的目擊者，他們是禮部尚書錢謙益、大理寺左丞李清。他們都讀過《南京太常寺志》，但事實究竟如何，連以博聞著稱的錢謙益「亦不能決」。但在弘光元年元旦這一天，以祭祀之機，終於開啟孝陵寢殿，發現䂵妃神主確在，且一切均如《南京太常寺志》之所云——李清的原話是：「及入視，果然。」 《三垣筆記》清代一直被禁，清末才重見天日；它的證詞讓史家大為興奮，孟森先生稱，朱棣身世「以前為疑案，《明史》中紀傳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