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9年，對西方人來說是新世紀來臨之前的一年。而在東方，在古老的中華帝國，這一年，當今皇帝的親叔父，那個強悍的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從北平發動戰爭，似乎也試圖宣告他將迎來一個新的世紀。
此時，距朱元璋「龍馭上賓」不過一年零二個月。
「靖難」的意思，通俗易解講即是「平定亂事」。朱元璋死前，不是曾致信朱棣，「攘外安內，非汝而誰」么？這句話正好派上用場。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終歸還是在語言問題上吃了虧，他沒有想到，同樣一句話，他自己說的是一種意思，經別人解釋就會是另一種意思。他還犯有一個錯誤，即他以為，對從他這位成功偉大父親嘴裡說出來的話，兒子們必將奉為神意、頂禮膜拜，不敢半點違拗，更不用說妄加曲解。但事實給了他一記大嘴巴——他充分信任、委以重託的皇四子朱棣，這個因為幾個長兄皆已亡故、現居宗族之長的朱家老大，帶頭隨心所欲對待「祖訓」，將其玩於股掌之間。「攘外安內」，明明是讓他盡忠扶保侄子朱允炆，現在，卻變成了起兵造反的依據。
撇開朱棣歪曲、利用朱元璋囑託不論，「靖難之役」的禍根卻的確是朱元璋一手種下的。朱元璋打造帝權的辦法，猶如中國古代用「內外城」建造皇城的思路；比如北京，單有一座宮牆將皇宮圍護起來，猶覺不安全，還要在整個城市周遭再高高築一道城牆作為屏障，古時候管這道牆叫「郛郭」。如果說，朱元璋對朝中軍政權力的調整相當於築內城，則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築外城之效。他想像，在這樣「內外城」雙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權應該是固若金湯、無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視一點，堅固的城牆固然可以成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時候它未必不會變成對自己的禁錮和圍困，變成插翅難逃的深淵。那城牆，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這種相反的恐懼感亦愈甚。
朱元璋留給長孫朱允炆的政治遺產當中，最令後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過於強大的「郛郭」——他的諸位擁有重兵、不可一世的親王叔父們。朱元璋兩腿一蹬，滿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卻從此生活在焦慮之中。倘仍用「內外城」打比方，當時的情形是，外城過於高大強壯，內城卻顯得卑阜弱抑，似乎隨時可被前者所壓垮。這一點，朱元璋在世時顯不出來，紫禁城端坐著一位威儀照人的開國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針，有他在，一切風平浪靜，世界匍匐在他的腳下。然而眼下紫禁城已經易主，新皇帝年僅二十二歲，所有的親王都比他長一輩，而且各自在封國都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其中燕王、寧王這幾個重要的藩王，更在長期邊防生涯中受到軍事鍛煉，能征慣戰；相比之下，朱允炆雖然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處理一些政務，但僅限於審閱奏章等案頭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議等這樣一些很狹小的範圍，對複雜而實際的政治他並無體驗，朱元璋也從來沒有委派他出外帶兵打仗，在實踐中培養他的領袖氣質、自信心、才幹和威望。同時，多年正統的儒式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個仁柔、文雅、理想主義、書生意氣的人，這樣一個君主，在他的人民看來是可愛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裡，卻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輩。
一邊是缺乏經驗、文質彬彬、年輕望淺的「侄兒皇帝」，一邊是歷練已久、強悍不馴、兵強馬壯的叔父們。這情形，想不出事兒都難。
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別的不說，我現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寫的《奉天靖難記》為證。在這本替朱棣塗脂抹粉的書里，為了詬污朱標、朱允炆父子，作者講述所謂朱元璋在世時朱標與晉王朱棡勾結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說有「異謀」的實際上是朱棡，而朱標卻包庇後者，嫁禍於朱棣。關於朱棡圖謀不軌，它寫道：
時晉王聞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儲位之望，間語人曰：「異日大位，次當及我。」遂僭乘輿法物，藏於五台山。及事漸露，乃遣人縱火，並所藏室焚之。
這段記述，本意是醜化對手，但無形中恰好說明朱允炆繼位後的削藩之舉，理所應當。
為給自己篡國奪權找理由，《奉天靖難記》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編造。如這一段：
初，懿文太子（即朱標）所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嘗督過之，退輒有怨言，常於宮中行呪詛，忽有聲震響，燈燭盡滅，略無所懼。又擅募勇士三千，東宮執兵衛。太祖聞之，語孝慈高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以成帝業，今長子所為如此，將為社稷憂，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與知，惟陛下審之。」太祖曰：「諸子無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撫國家，吾所屬意。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禍之也。」
此節文字，堪稱集厚黑、厚顏之大成。它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不單信口開河，置基本事實於不顧，把眾所周知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標描繪成魔鬼樣人物，不單拚命往自己臉上貼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恥者，是公然編造朱元璋「屬意」於己、早已暗中決定將來應該由皇四子繼位，還把這說成朱元璋和馬皇后的一致意見。
又一處說：
上（朱棣）容貌奇偉，美髭髯，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上，私謂人言：「龍顏天表，鳳資日章，重瞳隆準，真太平天子也。」
當朱允炆削藩之舉搞到自己頭上，他朱棣不是一臉冤屈，大呼「朝無正臣、內有奸惡」，擺出「義與姦邪不共戴天」 、誓還自己清白的姿態，起兵「靖難」的么？那麼，他又怎麼解釋在這個地方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別人誣陷他、罵別人是「奸惡」，並以此為借口發動軍事叛變，一面又讚美自己骨子裡就該當皇帝、皇帝寶座早就該是他的，豈非自唾其面？
以上朱棣所做類似事，所說類似話，以及所開動的對自己的類似宣傳，我們不免覺得熟識，似曾相見。確實，這種事情不但古代中國有，當今世界上也多的是。
「靖難之役」的結果，又一次把「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這句口號變成鬼話。正義，誠然有戰勝邪惡的時候；然若加上「必將」二字，把它變成屢試不爽的規律，卻是不折不扣的鬼話。朱允炆與朱棣這對叔侄，同為帝王家人，同是專制體制的代言人，本來不必以他們來區分什麼正邪。但僅就這兩個人之間比較而言，朱允炆確比朱棣多一些「正義」，朱棣則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惡」。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舉其特出者：
一、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軍，單丁者放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軍，全家世代為兵，可謂變相徒役；建文此舉，不僅僅是裁軍、解放生產力，也明證他無意於窮兵黷武。
二、賜明年全國田租減半，釋放所有充軍者及囚徒還歸鄉里。史家評為「不易得之仁政」 。
三、取消朱元璋為報復江浙人民支持張士誠而制定的對兩地加倍徵收田賦，以及禁止隸籍兩地者在戶部任職的政策，使其田賦水平與全國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後，又恢複了洪武舊政）。
四、寬刑律，改革洪武時期「重典治國」之弊，朱允炆認為大明律「較前代律往往加重」，「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強調今後國家的政策是「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時人記曰：「（新政實行後）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之二。」
五、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減州並縣，四年中撤州九個、撤縣三十九個、撤各種稅收機構（巡檢司、稅課局等）四百餘個，力度之大史所罕見，抑制或緩解了「民殘於多牧，祿糜於冗員」 的政治腐敗，足證建文確有意於減輕人民負擔。
所以，朱允炆當政雖只四載，但歷來評價很好。正史稱他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頌德焉」 。民間和知識分子更不吝讚美，如：「四載寬政解嚴霜」 ；「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幾等於『三代』」，「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檐而去者。」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階圮高潔地，直不取也。」 所謂「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即指建文年間，因朱棣篡位後，革除了建文年號，將建文這四年併入洪武年號，故有此說。直到近代，史學工作者仍於調訪中發現，「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為鼻祖者」 。
然而，朱允炆「正義」來「正義」去，管什麼用？他不光讓「不正義」的朱棣戰勝了，而且是輕而易舉地戰勝的，全無還手之力，根本不堪一擊。這原因實在很簡單：朱允炆空有「正義」，卻沒有富於戰鬥力的軍隊；空有「仁政」，卻沒有狠鷙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樣的正派儒臣，卻沒有姚廣孝那樣的陰謀家，以及以宦官為代表的為著私利而叛賣而投機的一大群形形色色小人。
對朱允炆削藩，歷史家多以為不明智，就連我素仰的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詞。《明清史講義》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