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自秦起，帝權是同一性質，但朝代之建立，則各有不同。秦帝國的誕生是列國長期爭霸、強者勝出的結果。晉、隋、唐、宋屬於另一種模式，由舊政權內部的大貴族、軍閥等強力人物，以政變或反叛方式奪得權力。元、清帝國則是外部強大軍事入侵致使中原漢族政權解體（「亡國」），而形成的異族統治。除此以外，只有漢、明兩朝是經過農民起義的長期戰爭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國家。
漢、明這種政權有兩大鮮明特徵：第一，「起事」之前沒有一個明確的權力認同，新政權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來，無人先竊威柄，其領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過程中逐漸地歷史地形成的，不像其餘各代統治集團內部領導權歸屬早已確定——比如，秦始皇滅六國是商鞅變法後六十年間秦國強大的結果，晉皇族司馬氏早自曹魏時期的司馬懿起已形成威權，隋文帝滅周前已在朝中總攬大權、成為實際的統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軍閥，早就自成一統，推翻舊朝不過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別滅宋滅明的元清兩朝，更是以完整、獨立的異族政權取代中原漢族政權。第二，漢、明兩代天下未定之際，群雄並起，英才輩出，「起事」者共同組成一個豪強集團，雖然內部有主從之分（後來演變為君臣關係），但並不是集團領袖一人獨享威望，相反，許多成員都兼有英雄般聲譽、重大功勛、軍事實力以及政治資本，所謂「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體地說，無論劉邦還是朱元璋，他們一方面固然是那個豪強集團的領袖，另一方面，某種意義上又可以說不過是集團之一員，他們與集團其他成員的關係微妙地介乎主/從、兄/弟之間，這種「君臣＋夥伴」的關係，對於領袖的絕對權威始終構成潛在的挑戰意味。
不單劉邦集團和朱元璋集團，我們在歷史上另外兩個類似的卻功敗垂成的集團——李自成集團和洪秀全集團中，同樣發現上述特徵。並且，李、洪集團最後的覆滅，根本正是這兩大特徵發作所致。
以漢、明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權，打天下的任務一旦結束，馬上都面臨豪強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即如何使權力集中並將它真正鞏固起來。首先必須渡過這個危機，才談得上其他，否則就會迅速崩潰。所以我們看到，唯有漢、明兩代初期發生了大肆殺滅功臣的情形，別的朝代卻不必如此。劉邦用幾年時間，一一除去韓信、彭越、英布等強大的異姓王，韓信死前說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朱元璋做得還要高明些，像外科手術一般精確，穩紮穩打、有條不紊地逐個消滅李善長、劉基、徐達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臨死前解決掉最後一個危險人物藍玉。
韓信很可笑，大不必發那樣的感慨。這並非情感和道德問題，是權力本質使然。一遇權力，忠義一類道德的詩情畫意就煙消雲散，無人信，也不能信。試問，面對手下一群戰功赫赫、足智多謀的能人，朱元璋能躺在兄弟情義上高枕無憂嗎？就算他願意古道熱腸，對方也難保不動點什麼心思；畢竟那麼巨大的權力，誘惑力也同樣巨大，誰都挺不住，除非已經超凡入聖。而且，越是像劉邦、朱元璋這樣大家同起於布衣的豪強集團，日後越可能手足相殘，將所謂「兄弟情義」碎屍萬段，因為稱兄道弟意味著彼此彼此、平起平坐，這是極危險的關係，當著患難之際它是事業有力的紐帶，可一旦到了「有福同享」的階段，它馬上就變成對絕對權威的巨大威脅，勢必引發血流成河的清洗。就這一層言，倒是一開始主從關係就很明確的曹操、李淵或趙匡胤集團，來得比較簡單，也比較相安無事。
帝權本質是家族統治，是一個家族統治天下所有家族。它對權力的認識，不基於公信，而基於血液。血管里流著同樣的血，才可分享權力。所以，「異姓王」必為劉邦所滅，徐達等勢不見容於朱元璋；不管他們共同經歷著怎樣的患難，又曾如何以兄弟相稱。血液質地決定一切，就像治療白血病的血清，倘非來自直系親屬，必然排異。
解決之道仍是血。一是讓別人的血流盡，殺光可能威脅家族統治的人。一是儘力將權力籠在自家血親之人的手裡。
然而，想真正解決問題，並不容易。帝權不會放棄其「家天下」的訴求，但妥善穩當的辦法在哪裡卻不知道。秦漢以來，歷代王朝始終在建藩/削藩、實封/虛封之間搖擺不定。分封諸王的目的，是倚為屏障，使帝室不孤。但這目的，卻建於一個幼稚前提之下，即諸王永無個人野心。為防這一層，又引出實封還是虛封的分歧。所謂實封，指親王有領地，甚至有軍隊，實實在在擁有一個小王國；虛封卻只予名號、俸級、莊園，享有地位而不享有實權。
建藩/削藩、實封/虛封這兩個爭論，貫穿各朝，一直迴避不了，也一直未有定論。它們各自的利弊，一樣彰著，都表現得很充分。典型如魏晉之間。魏以西漢為鑒。西漢初年實行建藩和實封，劉邦一面消滅異姓王，一面封其子肥為齊王、長為淮南王、建為燕王、如意為趙王、恢為梁王、恆為代王、友為淮陽王，以及其弟劉交為楚王、侄劉濞為吳王，這些王國基本獨立，朝廷只派任王傅、丞相二官，其他軍政大權都在國王自己掌握中，景帝時終於發生七國叛亂，幸虧得以敉平，隨後改定王國制度，使其分土不治民。魏繼漢立國，對兩漢一些前車之鑒印象深刻，一是堅決杜絕宦官外戚干政（東漢的主要問題），一是要防止藩王割據，這樣，確定以士族（官僚）為核心的政治。但正所謂水裡葫蘆，摁下這個，又浮起那個——魏確實不曾在藩王、宦官、外戚問題上吃苦頭，卻養大了一個官僚家族，此即司馬氏。從司馬懿起，然後司馬師、司馬昭，司馬家一直把持朝政，連皇帝廢立也是他們做主，到司馬昭之子司馬炎，終於逼曹家以禪讓方式交出政權，建立晉朝。搖身一變成為晉武帝的司馬炎，自認為把曹家滅亡的原因搞清楚了，那就是魏國「禁錮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輕易被人操縱直到把江山拱手相讓。他既形成此種認識，便一反漢景帝以來虛封王侯的政策，於公元265年，大封皇族二十七人為國王，且不久即令諸王之國，每王有民五千戶至二萬戶不等，有軍隊千五百人至五千人不等，由此種下禍根。結果不到四十年，爆發「八王之亂」，勢力強勁的藩王為爭權和控制皇帝，彼此攻殺，導致西晉完蛋。
「八王之亂」的慘重教訓，似給建藩實封蓋棺論定，以後歷朝都不敢採取這辦法。但卻又被朱元璋撿起來。
朱元璋不是不知它的危險和害處，所以撿起來，一是無奈，二來太過自信。
無奈，是指他既然想定所有聲望隆著之開國元勛必須除盡，則不得不以建藩鞏固基業，寄希望於諸子同心協力，拱衛帝室；他以為，骨肉之親將自然達成一種對共同利益的認識，結成緊密集團，而排斥一切試圖對此利益加以覬覦的異姓勢力或集團。
關於自信，則不能不提及朱元璋的性格與心理。此人不單自視為有史以來最勤勉、最努力、最負責任的君主（關於這一點，他無數次對子女和臣下自誇，很為驕傲），而且自視為天底下最善教子治家的嚴父。在史料中，我們一再發現朱元璋酷愛以偉大父親自居，在這方面留下的記載比比皆是。從嚴於教育而論，確實沒有幾個皇帝比朱元璋動了更多腦筋，費了更多精力，想了更多辦法。
他不僅以最純、最正宗的儒家思想為教育內容，而且為諸皇子擇師亦慎之又慎，皆為學問、人品俱佳的一時之選。《明史》說：「明初，特重師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諸王傅亦慎其選。」 這些教師篤誠職守，原則性很強，諸皇子若不聽教訓，不僅會加責備，甚至敢於體罰。其中有個叫李希顏的教師，就以「規範嚴峻」著稱，諸皇子頑劣不學的，「或擊其額」——不是一般地打打掌心，竟敲其腦袋，未免有犯皇家尊嚴，朱元璋起初都難以接受，不過，他最終尚能理解李希顏目的在於嚴教，反升了他職位。
諸皇子除從書本和老師那裡接受正統儒家教育，朱元璋還以多種形式培養他們「正確世界觀和人生觀」，讀相關記載時每每覺得，朱元璋別出心裁所搞的辦法，當代人所能想到的——如「開門辦學」「革命傳統教育」之類——似乎也不過如此。他經常命諸皇子穿上草鞋，出城下鄉，接觸農村生活，規定路途中騎馬行二程，徒步行一程。那情形，很像我這代人小學時光常常搞的「軍事拉練」，背上背包，到城外行軍一二十里，目的是培養「兩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腳板都磨出血泡。最遠時，諸皇子要從南京一直行至老家臨濠（今安徽鳳陽）。1376年，在送別諸皇子時朱元璋說：
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到農村去！到基層去！）。因道途之險易，知鞍馬之勤勞（鍛煉吃苦耐勞品質）；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訪貧問苦）；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認識現實）。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接受「歷史和傳統教育」），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