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卧榻之旁，豈容他人安睡？君主專忌，滿腦子「權力鬥爭」，原是正常的心態和思維方式，不獨朱元璋如此。雖然也許風格不同，不一定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就比較偏愛耍心眼兒、旁敲側擊的辦法，眾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將石守信等「杯酒釋兵權」的好戲，我還從邵雍之子邵伯溫所撰《邵氏聞見錄》讀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諸藩鎮皆罷歸，多居京師，待遇甚厚。一日從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舊甚歡。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為人推戴至此，汝輩欲為者，朕當避席。」諸節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歡飲如初。
這場面很生動，完全是趙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學不來。朱元璋擅長的是狠刻毒辣。然而，風格不同，手法各異，目的與動機卻沒有分別——都在於制權。
僅就這一層而論，某種意義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擇手段，也都是權力這玩意的題中之旨。固然有人願意打抱不平，說忠臣見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換個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說到底在權力場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講「仁義道德」他怎麼講得了？歷史上許多謀篡的事例擺在那裡，許多由於「心慈手軟」而敗亡的事例也擺在那裡，權力之爭、權力之防的本質就是《紅樓夢》那句話，「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麼講「仁義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絞滅元宿勛臣，手法兇狠了些，但對專制統治而言，又算不上什麼新東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個人特色」的，其實在文字獄方面。
文字獄當然亦屬古已有之，孔子做魯國司寇時誅少正卯，漢武帝為李陵事腐司馬遷，嵇康以「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罪名被司馬氏集團所殺，都是有名的例子，歷代朝臣因言獲罪、被貶被謫更屢見不鮮。
那麼，為什麼還說文字獄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獄之慘烈，之集中，前所未見。過去雖然也有文字獄，但從來沒有哪個皇帝像朱元璋這樣頻頻興起，三天兩頭就搞一次，簡直像是著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獄雖然同屬以言獲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見分歧為由頭為背景，而借專政壓平之；到了朱元璋這兒，相當多的文字獄，竟然談不上任何思想、政見的分歧，純粹變成了一種捕風捉影的文字遊戲，只因秉政者對某句話乃至某個字眼生出異想天開的想像與猜忌，就喪心病狂地施以殺戮。
前面說到朱元璋的成功處，是較諸元末亂世諸豪強他能禮賢下士，吸納和信用讀書人，比較好地解決了知識分子問題。這是他英明處，到底他是一個識大體的人，知道知識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這僅是他同知識分子關係的一個側面，而完整地看，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方面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為防範，甚至懷有天生的疑懼。
這就又說到他作為皇帝的那個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貧一躍登上大寶，貴之已極，但社會身份和地位的這種天翻地覆，並未將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時抹去。他雖一直很努力，惡補文化，從目不識丁到能寫能讀，已相當不易，不過與幼讀詩書的知識分子比，他對文化的掌握僅屬皮毛，「門外漢」的感覺大約是難免的。他對打仗很在行，對權力鬥爭也很在行，這兩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懼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語言一類事，他就發怵，覺得裡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彎，稍不留神就會中招兒。事實上，在這一點上朱元璋曾吃過不少虧，有的還近乎恥辱——其中自有故事。
焦竑《玉堂叢語》載：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眾得釋。
同一事，《明史》亦有記載：
七年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為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桂彥良的官職是太子正字）言是也。」
那時，每歲都要專門日子裡在圜丘舉行祭天地大典，其間有祝文，而這種文字是由文臣負責起草，因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來寫。結果朱元璋發現，祝文裡面居然有「予」、「我」這樣的稱呼，而不用皇帝自稱時專用的「朕」，這豈非大不敬？於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起草人。這時，他的文字秘書桂彥良趕緊過來悄悄解釋：作者這麼寫，系用古典……原來，朱元璋這個大老粗，絲毫不知皇帝稱「朕」，遲至秦始皇時代才發明，而最早在湯武時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稱的。他白白鬧了笑話，卻又發作不得，一定很窩囊，好在貼身秘書及時提醒、遮掩，總算沒有當眾露怯。
另一件事則更令他蒙羞。
黃溥《閑中今古錄》載，洪武初年，朱元璋決定以後政策向知識分子傾斜，並說「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這自是高明之見，但卻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滿：
諸勛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諸勛進曰：「此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原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這回，他當著別人面，結結實實地出了一個大洋相。內中，「張九四」即張士誠，當年朱元璋的死對頭。此人出身我們前面說過，也是起於底層的鄙夫，原來連個大名兒都沒有，發跡後專門請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張士誠」。眼下，那位進讒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養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誠小人也」這麼一句，故意下了一個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脫口贊道「此名甚美」，結果對方早等著呢，將這名字出處和盤托出，還加上一句「彼安知之」。這個「彼」明裡指張士誠，暗中諷刺的豈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這個跟頭栽得可不輕，他原來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來以為簡簡單單的「士誠」兩字，無甚費解處，不料卻寄寓了這樣一個典故，而且裡面包含了那樣「險惡」的用心。自己一頭撞上去，熱臉貼了個冷屁股。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記一輩子——看來，讀書人肚裡彎彎繞確實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蠍心腸——所以黃溥敘罷此事，歸納道：「上由是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這段情節雖只見於稗史筆記，但我倒覺得和人物、歷史都特別絲絲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別人身上也就罷了，出在張士誠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傷其類」之感，他們雖是對頭，可一旦擺到文化人面前，卻一樣是苦出身，一樣會因肚皮里沒墨水兒而隨便受人戲耍——這一定是他最強烈的感受。其次，這件事絕就絕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麼暗算了張士誠呢？語言和文字。透過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認識到，千百年來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話語體系，是一座隱喻和象徵的迷宮。你看，孟子那句話，可以句讀為「士，誠小人也」，但稍改變一下，卻被句讀成「士誠，小人也」，來達到他們損人牙眼的目的。可見語言和文字，確是一柄殺人而不見血的刀！
這故事的可靠，在於朱元璋一生屢興文字獄，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亂猜謎的基礎上，都是摳字眼摳出來的文禍。他變得對文字高度警覺，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經質的地步。《朝野異聞錄》載：
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有「作則垂憲」句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長壽表》，以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句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作《賀冬表》，以表內有「儀則天下」句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正旦賀表》，以表內有「建中作則」句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以表內有「睿性生知」句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表內有「聖德作則」句誅。陳州府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表內有「壽域千秋」句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錶》，以表內有「遙瞻帝扉」句誅。祥符縣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表內有「取法象魏」句誅。台州訓導林云為本府作《謝東官賜宴箋》，以箋內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表內有「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句誅。蓋以「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智」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發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式君父」嫌於「弒君父」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
幾個未作解釋的，我們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測：「壽域」是否有嫌於「獸慾」？「取法」是否有嫌於「去發」？總之，不出此類意思。
《閑中古今錄》亦載：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