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我得費很大勁才能保持理智。現在我是在為我們兩人工作。早上，我給自己定下了規矩：小說最少要寫上七百五十個字，不過一般到十一點鐘時，我都能寫完一千字。希望的力量之大真是驚人。去年拖了一年的小說現在眼看就要寫完了。我知道，亨利九點半左右動身去上班，薩拉最可能打電話來的時間是九點半到十二點半之間。亨利已經開始回家吃午飯了（帕基斯是這麼告訴我的）；三點鐘以前，薩拉沒有機會再打電話來。十一點以後，我會修改一下當天寫好的東西，再寫寫信，一直到十二點半。這時候，我會暫時從期待中解脫出來，只是心情很沮喪。兩點半以前，我可以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里消磨時間，為《戈登將軍傳》做筆記。讀書和做筆記時，我沒法像寫小說時那樣專註，有關薩拉的思緒會時不時地鑽到戈登的中國遠征經歷和我之間。為什麼會請我來寫這部傳記？這個問題常令我感到不解。他們挑選一個相信戈登所信的天主的作者來寫這本書會更好些。我可以欣賞戈登在喀土穆戰役中所作的頑強抵抗——還有他對那些安安穩穩待在家裡的政客的痛恨，但擱在我書桌上的那本聖經卻是屬於一個同我的思想大相徑庭的世界的。或許那家出版商指望我對戈登基督徒身份所作的玩世不恭的處理會引起公憤，讓我臭名遠揚。我可不想讓他開心——戈登信的這位天主也是薩拉的天主，我才不會去攻擊薩拉相信自己愛著的任何幻影。在那段時間裡，我一點也不恨她的天主，因為事實最終不是已經證明了我比天主還要強大嗎？
一天，我正在吃三明治，我那支筆跡不易擦掉的化學鉛筆不知為何老是會戳到三明治上面去。這時候，對面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那人用出於對干我們這個行當的人的尊敬而壓低了的嗓門招呼道：「我希望現在一切都正常了，先生，如果您能原諒我的打擾的話。」
我隔著桌子望過去，便看到了那撇讓人難以忘卻的小鬍子。
「很正常，帕基斯，謝謝你。違反規矩來塊三明治？」
「噢，不了，先生，我不能……」
「來吧，權當它是工作開銷好了。」他不太情願地拿了塊三明治，把它打開，驚訝地說，「裡面是真正的火腿。」那模樣就像是他接受了人家一枚硬幣，結果竟發現它是一塊金幣似的。
「我的出版商從美國給我寄了聽罐頭。」
「您太客氣了，先生。」
「我還存著你的煙灰缸呢，帕基斯。」我壓低了嗓門，因為鄰座的人已經抬起頭來在生氣地瞪著我。
「它只不過是有點兒情感上的價值罷了。」他也壓低了嗓門回答我。
「你兒子怎麼樣？」
「脾氣有點躁，先生。」
「沒想到會在這兒碰上你。是在上班？你該不會是在盯我們兩人當中哪一個的梢吧？」閱覽室里儘是些灰頭土臉的人——那幾個頭戴帽子、圍著圍巾、躲到屋裡來取暖的男人，那個在苦讀喬治·艾略特 全集的印度人，還有那個每天都把腦袋埋在同一堆書旁睡覺的男人，我無法想像他們當中有誰會同爭風吃醋的鬧劇有關係。
「哦，不，先生，這不是上班，今天我休息，孩子今天在上學。」
「你在讀什麼？」
「《泰晤士法律報告集》，先生，今天我在讀拉塞爾的案子。這些東西會給你的工作提供某種背景，先生，很開眼界。它們能把你從日常瑣事中間拉出來。我認識這樁案子里的一個證人，先生。我們曾在一間辦公室里工作。唔，他已經載入史冊了，而我永遠也沒可能了。」
「噢，這個可說不準，帕基斯。」
「這點我知道，先生，讓人泄氣的就是這個。我能辦的最大案子就是波爾頓案了。法律禁止出版離婚案里牽扯到的證據材料，這對於我這個行當的人來說是個打擊。法官提到我們的時候從來都不用名字，先生，他對我們的職業經常抱有偏見。」
「這我倒從來沒想到。」我同情地說。
就連帕基斯都能喚醒一種渴望。看到他我就不能不想起薩拉。我乘地鐵回家，希望能有個人作伴，可是當我坐在家裡，心急如焚地盼望著電話鈴響時，就看見同樓的房客又出去了，說今天沒空。五點鐘時，我撥通了薩拉的電話。但一聽到電話的振鈴聲，我就把聽筒又放了回去——也許亨利回來得早，而眼下我不能同亨利說話，因為薩拉愛我，薩拉要離開他。可是姍姍來遲的勝利與久久不去的失敗一樣折磨人的神經。
八天以後，電話鈴才響起來。電話不是在一天中我期待的時刻打來的，因為當時還不到上午九點。我說「喂」的時候，那頭答話的是亨利。
「是本德里克斯嗎？」他問。他的聲音聽上去有點怪。我感到納悶：是不是薩拉把事情告訴他了？
「是我。」
「出了糟糕的事情，應該讓你知道。薩拉死了。」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行為是多麼俗套。我說：「我非常遺憾，亨利。」
「你今晚有事嗎？」
「沒有。」
「我很希望你能過來喝一杯。我不想一個人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