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8日
晚上步行去聖詹姆斯公園，看他們慶祝歐戰勝利日 。王室騎兵衛隊和王宮之間的水面被泛光燈照亮，水邊很安靜。沒有人叫喊或者歌唱，也沒有人喝醉酒。人們手拉手，一對對地坐在草坪上。我想他們很快樂，因為和平來了，再也不會有炸彈了。我對亨利說：「我不喜歡和平。」
「我在想：不知上面會把我從家庭安全保障部調到什麼地方去呢。」
「情報部？」我竭力表現出很感興趣的樣子。
「不，不，我不會接受，那裡儘是些臨時當差的公務員。你覺得內政部怎麼樣？」
「哪兒都行，亨利，只要你滿意。」我說。隨後國王一家出來站到了陽台上，群眾十分得體地唱起歌來。國王一家並非是希特勒、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那樣的領袖人物：他們只是一個沒有傷害過任何人的家庭。我希望有莫里斯在自己身邊。我想重新開始。我也想成為一個家庭的成員。
「很感人，是吧，」亨利說，「唔，現在我們大家夜裡都能安安靜靜地睡覺了。」聽他的口氣，就好像我們夜裡除了安安靜靜睡覺以外還做過別的什麼事兒似的。
1945年9月10日
我得有點理智。兩天前，我清理舊皮包里的東西（因為亨利突然送了只新皮包給我，當作「和平的禮物」）時，發現了一張名片，上面印著：「理查德·斯邁思，雪松路16號，每日下午四時到六時進行私人諮詢。歡迎任何人前來。」我想：自己已經被折騰得夠久了，現在得去吃點別的葯了。如果他能夠說服我相信：什麼事也沒發生，我的誓言不算數，我就寫信給莫里斯，問他想不想再繼續下去。或許我甚至會離開亨利。我不知道。但是首先我得有點理智才是。我再也不能歇斯底里了。我要通情達理。於是我去按了雪松路上的門鈴。
此刻我正儘力回憶當時的情景。斯邁思小姐沏了茶。喝完茶後她便離開了，留下我同她哥哥單獨待在一起。他問我我的問題是什麼。我坐在一張印花布面沙發上，他則坐在一把硬邦邦的椅子上，腿上抱著一隻貓。他撫摸著貓。他的手很漂亮，但我不喜歡它們。我對他臉上的黑斑差不多還更喜歡些，但是他設法調整自己坐的角度，讓我只能看到他完好的那側臉頰。
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為什麼這麼肯定沒有天主？」
他看著自己那雙正在撫摸著貓的手。我替他遺憾，因為他能引以為豪的只有自己的雙手。要是他的臉上沒黑斑的話，或許他就根本不會有這份自豪了。
「你聽過我在公共草坪上發表的演講吧？」
「聽過。」我說。
「在那兒我只能用非常簡單的方式來討論問題，以便激勵人們自己開動腦筋去思考。你自己開始思考了嗎？」
「我想是這樣。」
「你信什麼教長大的？」
「什麼教也沒信。」
「這麼說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許受過洗禮——這只是風俗習慣，不是嗎？」
「如果你並無什麼信仰的話，那為何還要我的幫助呢？」
到底為什麼呢？我不能告訴他莫里斯被壓在門下的事情，還有我發過的誓言，現在還不能。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自出生到現在，我發過多少誓言，又違背過多少誓言，怎見得這個誓言就能堅守不變？這情形有點像是你的朋友送你一隻難看的花瓶，你等著保姆哪天不小心把它砸了。時間過了一年又一年，保姆把你寶貝的東西砸了一件又一件，可那隻難看的花瓶卻依舊安然無恙地立在那裡。我到這會兒還沒認真面對他的問題，所以他不得不又重新問了一遍。
我說：「我不能肯定自己不信神，不過我並不想信。」
「說給我聽聽。」他說。因為急於要給別人幫助，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那雙漂亮的手，並且把他難看的那半邊臉轉向了我。正因為這樣，我發現自己開始說話了——說到了那天晚上，那顆落下的炸彈，還有我那愚蠢的誓言。
「你真的相信，」他說，「或許就是……」
「是這樣。」
「想一想全世界成千上萬此刻正在禱告的人吧，他們的禱告都沒有得到回應。」
「巴勒斯坦有成千上萬的人奄奄一息，當時拉撒路 ……」
「我們——我是說你和我——並不相信這個故事，對吧？」他用一種同我串通一氣似的口吻說道。
「當然不相信，不過有成千上萬的人是信的。他們一定認為這樣做很有道理……」
「人若是動了感情，就並不要求一件事情有道理。情人之間就說不上什麼道理，對不對？」
「你是不是能把愛情也說成是不存在的？」我問。
「噢，是的，」他說，「對某些人來說，它和貪婪一樣，是一種佔有慾；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它則是一種想要丟掉責任感的投降欲，一種想受到別人欣賞的願望。有時候，它只是那種想說說話、想把自己的包袱卸下來丟給一個不會嫌煩的人的願望，想再找到一個父親或者母親的慾望。當然在所有這些之下，還有生物學上的動因。」
我想，這說得都對，但在這些之外，難道就沒有一點別的什麼東西嗎？我一直在自己身上，也在莫里斯身上發掘這種東西，只是我的鐵鍬還未鏟到下面的石頭。「那麼對神的愛呢？」我問他。
「也完全一樣。人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所以自然會愛他。你知道集市上那些把人照得變形的哈哈鏡。人還造了一面美化自己的鏡子，在裡面看到自己可愛、有力量、正直，而且聰明。這是他心目中的自己，他在這面鏡子里比在哈哈鏡里更容易認出自己。哈哈鏡只是逗他哈哈大笑而已，而這面鏡子里的自己卻是多麼招他愛啊。」
他談到哈哈鏡和美化鏡時，我記不得我們都說了些什麼，因為我想到了他自青春期以來曾經有過多少次這樣的經歷：他照著鏡子，竭力想用注意頭部姿態的簡單方法來使裡面的形象顯得漂亮而不變形。我感到納悶：他為什麼不留一大把鬍子，把臉上的黑斑遮起來呢？是因為黑斑上長不出鬍子來，還是因為他憎恨欺騙？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熱愛真理的人，但這麼一來又說到「愛」上去了。他對於真理的愛可以分解成多種慾望，這一點實在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了。補償生理缺陷的慾望，獲得力量的慾望，由於自己那張魔鬼附著的可憐面孔從來不會激起別人身體上的慾望，因而變得益發強烈的想得到別人欣賞的願望。我非常想去摸一摸他的面孔，用同創傷本身一樣恆久的愛的話語去撫慰它。這與我看到莫里斯被壓在門下時的情形有點相似。我想祈禱：想儘可能作出某種奉獻，只要能夠幫助他的創傷癒合就行，但現在我的身上再也沒有剩下什麼可供奉獻的東西了。
「我親愛的，」他說，「還是不要把神扯進來吧。這只是你的情人還是你的丈夫的問題。不要把事物同它的幻影混為一談。」
「但如果沒有愛這種東西的話，我又怎麼才能斷定呢？」
「你必須斷定歸根到底最能讓人幸福的東西是什麼？」
「你相信幸福嗎？」
「我不相信任何絕對的東西。」
我想他所能得到的唯一幸福就是這個：想到自己能夠給人以安慰、勸告和幫助，想到自己能有點用處。這種想法驅使他每個星期都到公共草坪上去，同那些從來沒有問題問他、躲開他、把他的名片扔到草皮上的人談話。要隔多久才會有什麼人真的像我今天這樣跑來找他呢？我問他：「有很多人來找你嗎？」
「沒有。」他說。他對於真理的愛勝過對於自己自尊的愛。「你是第一個——很長一段時間裡的第一個。」
「同你談話很愉快，」我說，「你讓我的頭腦清楚了不少。」滿足他的幻想——這是別人能夠給予他的唯一安慰了。
他靦腆地說：「你如果能抽出時間來的話，我們可以真正從頭開始，追本溯源。我指的是哲學上的爭論和歷史上的證據。」
我想自己的回答一定有點模稜兩可，因為他又繼續說道：「這實在很重要。我們絕不能輕視自己的敵人。他們是有理由為自己辯護的。」
「他們有理由？」
「並非很站得住腳的理由，只是表面看有點道理而已。是貌似有理，其實不然。」
他帶著焦慮的神情看著我。我想他是在擔心，我是否也會是那些走開的人當中的一個。他緊張地、似乎有點多此一舉地問我：「一周一小時，這會給你很大的幫助。」我想：我現在不是有這麼多時間嗎？我可以看書或者看電影，但看書時書上的字句看不進去，看電影時電影上的畫面也記不住。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苦楚鼓點般地在我耳邊響個不停，塞滿了我的整個視野。而今天下午卻有這麼一小會兒時間，我把這些都給忘了。「行，」我說，「我來。謝謝你抽時間給我。」我這麼說著，把自己能抱有的一切希望一股腦兒都放到了他身上，並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