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樂的感覺要比快樂的感覺容易表達得多。在痛苦之中，我們似乎會覺察到自己的存在，雖然這種存在的表現形式是一種畸形的自我中心主義：我的這種痛苦是個人的痛苦，那抽搐的神經是我的神經，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的神經。但是快樂卻會將我們消滅，令我們喪失自己。聖徒們曾用表達人類愛情的言辭來描繪他們心中的天主，所以我想，愛慕一個女人的至情也不妨用祈禱和沉思冥想來詮解。在愛情中，我們同樣會放棄記憶、理解力和智慧，同樣會經歷被剝奪的感覺，經歷「漫漫長夜」，而作為回報，有時也會得到一份安寧。愛情的發生有如小小的死亡，戀愛中的人有時也會得享一點小小的安寧。說這樣的話就好像我對自己實際上很憎惡的事情頗為欣賞似的，我對自己寫下這些話來感到有點奇怪。有時候我會辨認不出自己的思想。我對於「漫漫長夜」之類的說法，對於那些只有一個祈願的祈願者，究竟又了解多少？我只不過是從什麼地方接過了自己的那些思想，僅此而已，就好比丈夫從死神手裡接過一個女人的衣物，香水和粉霜一樣……然而這種安寧當時卻真的有過。
對於戰爭開始後的最初幾個月，我的記憶便是如此——那段日子是否是一段虛假的安寧，就像它是一場虛假的戰爭一樣？現在看來，在那充滿疑惑和等待的幾個月里，安寧似乎始終舒展著它那雙給人安慰、使人寬心的臂膀。不過我想，即便是在那個時候，安寧也一定時時被誤解和懷疑打斷。那最初的一個晚上結束後回家的時候，我並未感到心曠神怡，心裡有的只是一種悲哀和無可奈何的感覺。以後的日子也同那天晚上一樣。當我一次又一次回家去的時候，心裡總覺得自己肯定只是許多男人當中的一個——只是一個眼下正在受寵的情人而已。我對這個女人的痴迷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夜裡只要一醒過來，便會發現自己的頭腦馬上被她所佔據，再也不想睡了。這個女人似乎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給了我，但我依然不放心：在愛的行動中，我可以傲慢自大，但一人獨處時，我只要照照鏡子，就會在自己面帶皺紋、一瘸一拐的形象中看到懷疑——為什麼會是我呢？平時總有一些我們不能見面的時候——她要去看牙醫或者做頭髮，亨利請人吃飯，或者他們兩人獨自待著。亨利在忙著給失去丈夫的婦女們發放撫恤金的事兒，或者（因為他很快就被調離了那項工作）在忙著分配防毒面具，設計得到認可的紙板箱。我可以對自己說，薩拉在家裡是沒有機會背叛我的（出於情人們自我中心的心態，我已經在使用「背叛」這個暗示著某種並不存在的義務的字眼了），但這沒什麼用，因為我還不清楚嗎？只要有慾望，即使是在最危險的環境里也有可能偷情。一個情人越是得手，心裡也就越不放心。結果不就是嗎，就在我們第二次見面時，我本該說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發生了。
醒來以後，我心頭依然縈繞著分開時她所說的那句透著謹慎的話帶給我的悲哀。醒後不到三分鐘，她打來了電話，我的悲哀便被她的聲音趕走了。無論是在那以前，還是以後，我都不知道哪個女人有這種本事：她只要在電話上講講話，就能改變我的整個心境；而當她走進屋子，把手放在我腰上時，就能馬上創造出每次分離後我對她失去絕對信任。
「喂，」她說，「你在睡覺嗎？」
「沒睡。什麼時候能見到你？今天上午？」
「亨利感冒了。他待在家裡。」
「你要是能上這兒來就好了……」
「我得待在家裡接電話。」
「就因為他感冒了嗎？」
前一天晚上，我對亨利的感覺還是友情加同情，可此刻他卻已變成了一個該受嘲弄、該遭怨恨和貶損的敵人。
「他的嗓子全啞了。」
聽到他會得這種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災樂禍：一個失聲的公務員用沙啞的、讓人沒法聽清楚的聲音咕噥咕噥地說著關於失去丈夫的婦女們的撫恤金的事情。我說：「沒有什麼辦法能見到你嗎？」
「辦法當然有。」
電話里有一陣沒有聲響，我以為線路斷了，便連連喚道：「喂，喂。」其實她只是在細心、鎮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馬上能給我一個正確的回答而已。「一點鐘時，我要給亨利往床上送個餐盤。我們自己可以在起居室里吃三明治。我會對他說你想聊聊電影——或者你寫的那個故事。」她的電話一掛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斷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經這樣謀划過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門口按門鈴時，我覺得自己就像個敵人——或者偵探，正在監視她的言語，就像幾年後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兒子要監視她的行蹤一般。隨後，房門打開，我的信任又回來了。
在那些日子裡，從來不存在誰要誰的問題——我們兩人都有慾望。亨利穿著他那件綠色呢子睡衣，靠著床上的兩個枕頭吃餐盤裡的東西，而在樓下，在虛掩著門的房間里，我們在只鋪著一張墊子的硬木地板上做著愛。在高潮到來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輕輕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裡發出的那種忘情的、既悲哀又憤怒的奇怪喊聲，以免樓上的亨利聽到。
想想看吧，當初我的打算不過是想掏出她腦子裡可供我利用的素材而已。我蹲在她身邊的地板上，對她看了又看，好像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她那一頭偏棕色、說不清楚色澤的頭髮像一壇醇酒般灑在鑲木地板上；她額頭上沁著汗珠，氣喘吁吁，就像一個剛剛跑贏一場比賽，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兒的年輕運動員。
這時候，樓梯吱嘎響了一聲。有一會兒我們兩人都沒動彈。桌上的三明治疊在那兒沒吃，杯子裡面也是空的。她低聲說：「他下樓來了。」她坐進一把椅子，把一張盤子放到膝上，一隻杯子放在身邊。
「他要是從門外經過時聽到了怎麼辦？」我說。
「他不會知道是怎麼回事的。」
我臉上看起來一定是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因為她用一種讓人討厭的溫柔口氣說道：「可憐的亨利，他以前可從沒這樣——整整十年都沒有過。」但不管有還是沒有，此刻我們對自己會不會露餡兒這點確實不太有把握：我們坐在那兒一聲不響地聽著，直到樓梯上再次傳來吱吱嘎嘎的響聲為止。我用大得有點過分的嗓門說：「你喜歡洋蔥那場戲我真高興。」我自覺自己的聲音聽上去沙啞而虛假。這時亨利推開了門，向屋裡張望著。他手裡提著一隻熱水瓶，熱水瓶上裹著灰色法蘭絨的套子。「你好，本德里克斯。」他咕噥著打了個招呼。
「你真不該自己去拿。」她說。
「不想打擾你們。」
「我們在聊昨晚的電影。」
「希望你已經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對我咕噥了一聲。他看了看薩拉為我倒的波爾圖干紅葡萄酒，含混不清地說了句「該給他二九年的陳釀才對」，然後就提著熱水瓶上的法蘭絨套子，不聲不響地出去了。屋裡又只剩下了我和薩拉兩人。
「你不在意吧？」我問她。她搖了搖頭。我問此話到底何意，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當時自己腦中閃過的念頭是：看到亨利也許會讓她感到自責，但她卻有著消除自責的絕招。同我們大家不一樣的一點是：她絲毫不會受到罪孽感的困擾。在她看來，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事情做完了，自責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亨利捉住我們的話，她會認為他惱怒一下就該完事；若是惱怒的時間過於長久，那就沒有道理。人們總是說：天主教徒懺悔時，便從過去的陰影里解脫出來了——就這點而言，你確實可以說她是一個天生的天主教徒，儘管她同我一樣不怎麼相信天主，或者說當初我認為，今天也依然懷疑她同我一樣不怎麼相信天主。
如果我的這本書沒有平鋪直敘地往下寫，那是因為我在一個奇怪的區域里迷失了方向：我沒有地圖。有時候我自忖：自己在這兒寫下的文字里，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是真實的。那天下午，她突然不問自答地對我說：「我從來沒有像愛你一樣地愛過任何人或者任何東西。」當時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徹徹底底地信任她。她手裡拿著一塊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就像五分鐘前躺在硬木地板上時那樣忘情。我們大部分人對於說這麼絕對的話都會感到躊躇——我們記得過去，我們可以預料將來，我們會懷疑，而她不懷疑。對她來說，唯一重要的只是此時此刻。照她的說法，永恆不是時間的延續，而是根本沒有時間。有時候，我覺得她的忘情觸及了數學上所定義的那種沒有邊界、沒有寬度、不佔空間的奇異的點。時間算得了什麼呢——所有過去的日子、所有她在一段又一段時間裡結識過的別的男人（這個詞又用上了），或者所有未來的時日（她會在那些時日里用同樣真誠的口吻說這同一句話），這些都算得了什麼呢？當我回答她，說我也以同樣的方式愛她時，撒謊的人是我，而不是她，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失去對時間的意識：對我來說，現在從來也不在這裡，它總是在去年或者在下一個星期。
甚至當她說「沒有別人，再也不會有了」的時候，她也並未撒謊。時間中有矛盾，有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