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年輕的時候會養成工作的習慣，並且自信這些習慣會保持一輩子，並經得起任何災難的打擊。二十幾年來，我始終堅持每星期寫作五天，每天平均寫大約五百個字。我可以在一年裡寫出一部長篇小說，這裡面還留出了用來修改和校對的時間。我總是十分有條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額，哪怕剛剛寫到某個場景的一半，我也會停下筆來。上午工作時，我會時不時數一數已經寫好的字數，並且在稿紙上每兩百個字做一個分隔記號。任何一家印刷廠都用不著根據排好的版面來仔細推算我作品的字數，因為我送交的打字稿首頁上已經標好了字數——83,764字。年輕的時候，就連談戀愛也改變不了我的工作日程。戀愛得在午飯後開始，晚上上床——只要是睡在自己的床上——無論多麼晚，我也要把上午寫的東西讀一遍，睡覺時還想著它。就連戰爭都沒影響到我。因為一條腿跛了，我沒被徵召入伍，而是參加了民防隊。我從不要求值一般沒什麼事情的早班，這讓同隊隊員們十分高興，結果我得了個工作熱心的虛名。其實我真正熱心的只是我的書桌、我的稿紙以及那些按照定額井井有條地從我筆下緩緩流出的文字。要推翻我加諸自己的戒律，得靠薩拉才行。從戰爭開始第一天里的空襲，到一九四四年的V-1型飛彈 襲擊，這段時間裡的轟炸始終保持著晚上才來的習慣，這讓我感到很方便。不過我往往只能在上午見到薩拉，因為下午的時候她總不大躲得開自己那些朋友，她們採購完了東西，總想在傍晚的空襲警報拉響前找個伴兒聊聊天。有時候，她會在兩次排隊買東西之間的當兒過來，於是我們便在買蔬菜和買肉的間歇里做愛。
不過，即便是在那樣的情況下，收束心思重新開始工作也並不太難做到。人只要快樂，就經受得了任何紀律的約束：破壞工作習慣的是不快樂。待我意識到我們是多麼頻繁地爭吵，我又是多麼頻繁地帶著神經質的怒氣找她碴兒的時候，我便開始明白，我們的愛情註定要完了：愛情已經變成了一樁有開始也有結束的風流韻事。我說得出它開始的那個時刻，後來，終於有那麼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說得出那最後的時刻。她離開屋子以後，我無法安下心來工作：我會把我們對彼此說過的話在心裡重溫一遍，我會煽起自己心裡的怒火或者悔恨。那段時間裡，我始終很清楚的一點就是：自己正在加緊步伐把對方拖垮。自己正在一點、一點地把我唯一珍愛的東西推出自己的生活。只要能自欺欺人地相信愛情會維持下去，我就感到很快樂——我甚至認為我這個人很好相處，所以愛情才得以維繫下來。不過如果愛情註定要毀滅的話，我倒很想讓它快快毀滅，就好像我們的愛情是一隻落入陷阱、身上流血快要死去的小動物一樣：我得閉上眼睛，扭斷它的脖子才行。
那一整段時間裡我都無法工作。正如前面提到過的那樣，小說家寫作過程中有那麼多的工作都是在無意識里進行的：在無意識的深處，當第一個字還未落紙時，最後一個字便已經寫完了。故事的細節就在我們的記憶里，我們不必去杜撰。戰爭並沒有攪亂那些深海洞穴里的東西，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有一件事情卻比戰爭更重要，也比我的小說更重要——那就是愛情的終結。它就像一個故事一樣，正在見出分曉。我說的話讓她傷心落淚，那些似乎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涌到我嘴邊的尖刻話語，是在那些水下洞穴里給磨尖的。我的小說在掉隊，而我的愛情卻像倏然而逝的靈感一樣迅速走向終結。
她不喜歡我寫的前一本書，這倒並不令我感到奇怪。那本書的寫作自始至終都違反我的本意，同時也未得到外來力量的幫助。之所以要寫它，只不過是因為人總得活下去，並無什麼別的原因。評論家說它是一部匠人之作：我身上殘存的那點曾經是激情的東西悉數都在其中了。我想也許寫下一部小說時，激情會重新再來；記憶里浮現出自己從未明確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所感受到的那種激動會再次蘇醒。然而和薩拉在魯爾斯共進午餐後的一個星期里，我卻什麼工作也做不了。瞧，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我，就彷彿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薩拉、亨利，當然，還有那第三者的故事似的。我恨那個第三者，儘管我還不知道他是誰，甚至於都不相信他真的存在。
我試著早上寫作，但沒能成功；午飯時我酒喝得太多，結果下午也浪費了。天黑以後，我關了燈站在窗口。隔著幽暗平坦的公共草坪，能看見草坪北側那些亮著燈的窗戶。天很冷，只有緊挨著煤氣取暖爐才覺得暖和，但又有點烤得慌。南邊的路燈後面飄過來一些雪花，用它們粗大潮濕的手指觸碰著窗玻璃。我沒聽到有人按門鈴。女房東敲開門對我說：「有位帕基斯先生要見您。」她用「有位」這個詞表明了來客的社會地位。我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但還是讓女房東帶他進來。
我依稀覺得以前在哪兒見到過這對溫和的、帶著歉意的眼睛，還有這撇樣式過時、因為外面天氣的緣故而帶著水汽的長長的小鬍子。我剛把檯燈打開，他便朝著燈光走過來，兩隻近視眼費力地張望著。我站在暗處，他看不清我。他問：「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嗎？」
「是的。」
他說：「我的名字叫帕基斯。」口氣儼然像是那名字對我有什麼意義似的。說完他又補充了一句，「是薩維奇先生的人，先生。」
「哦，對對。坐吧，抽支煙。」
「噢，不了，先生，」他說，「上班時不抽——當然啦，除非是為了打掩護。」
「不過現在你不在上班吧？」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樣，先生。剛剛有人接替我半小時，使我能來向您彙報，先生。薩維奇先生說到過您喜歡的報告方式，每周一次——連同日常開支。」
「有東西要報告嗎？」我說不清楚自己的感覺是失望還是興奮。
「並非是一張一無所有的白紙，先生。」他頗為得意地答道，同時從衣袋裡掏出一大疊紙張和信封，在裡面尋找著他要的材料。
「請坐下來吧，你讓我感到不自在了。」
「遵命，先生。」坐下後，他可以稍稍就近地看到我，「我以前沒在什麼地方見到過您嗎，先生？」
我已經從信封里抽出了第一張紙：那是日常開支的賬單，上面一筆一畫寫得很整齊，像是小學生的筆跡。我說：「你的字寫得很清楚。」
「那是我兒子寫的。我正在訓練他幹這一行。」說完他又趕緊補充道，「我不為他記任何開支，先生，除非是在我讓他負責事兒的時候，就像這會兒。」
「他現在在負責，是嗎？」
「只是在我作彙報的時候。先生。」
「他多大了？」
「十二歲多了。」他說話的口氣就彷彿自己的孩子是一具鬧鐘，「小傢伙能派用場，除了偶爾給他買本連環漫畫啊什麼的，用不著什麼花費。沒人會注意他，男孩子天生喜歡在外面溜達。」
「這工作讓孩子來做似乎有點奇怪。」
「這個——先生，是這樣，他並不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如果需要闖人家卧室的話，我是不會帶他去的。」
我開始讀賬單：
我讀的時候，他仔細地看著我。「喝咖啡的地方比我通常樂意去的地方價錢要貴，」他說，「不過為了不引起注意，這是我能要到的最便宜的東西了。」
他再次打斷我說：「啤酒的賬有點抱歉，先生，因為我不小心打翻了一隻酒杯。但那是因為有事要報告，我有點著急。您知道，先生，有時候一連好幾個星期都很叫人失望，可這回第二天就……」
我當然記得他，還有他那局促不安的男孩。我看到一月十九日欄下（一月十八日欄下一眼就能看出只記了點無關緊要的事情）記著：「當事人乘公共汽車去皮卡迪利廣場。她似乎有點激動不安。她沿著艾爾街向北，走到家咖啡館，一位先生正在那兒等她。我和兒子……」
他依舊不肯讓我自己好好看完。「您會注意到，先生，這些內容是用不同的筆跡寫的。我從來不讓兒子寫報告，怕裡面萬一會涉及什麼男女關係方面的事情。」
「你很愛護他。」我說。
「我和兒子坐在靠近他們的一張沙發上。」我繼續往下讀，「當事人同那位先生顯然十分親密，相互間不拘禮節，很是親切。而且我想他們一度曾在桌子下面拉過手。這一點我不能肯定，但是當時當事人的左手看不見，而那位先生的右手也看不見。在一般情況下，這都表明有著那種性質的緊密接觸。在一陣短促而親密的交談之後，他們步行到了一家被顧客們稱為『魯爾斯』的僻靜餐館。他們選了沙發座而不是餐桌坐下，點了兩塊豬排。」
「豬排很重要嗎？」
「豬排可以成為辨認他們身份的標誌，先生，如果他們頻繁享用它的話。」
「那麼你沒有辨認出那個男人的身份啰。」
「您往下看就會知道的，先生。」
「在觀察他們點豬排的過程中，我在吧台上喝了杯雞尾酒，不過沒辦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