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什麼你可以告訴我的相關情況嗎？」我記得薩維奇先生這麼問過——偵探們一定和小說家一樣，覺得在找出正確的線索以前，搜集各種瑣細的材料十分重要。但是找出正確的線索——讓真正的對象顯露出來——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啊。外部世界的巨大壓力好似peine forte et dure 一樣壓在我們身上。既然現在我開始寫自己的故事，那麼我所面對的就仍然是同樣一個問題，只是它變得更加嚴重了一些而已——因為既然我不必杜撰，那麼擺在我面前的事實就遠比擺在偵探們面前的事實要多。每天的報紙、每天的飯食、軋軋作響開往巴特西 的汽車、從泰晤士河飛過來尋找麵包的鷗鳥，一九三九年初夏的陽光在公園裡閃耀，孩子們在那裡駕駛帆船，那是戰前年代裡那幾個明媚的、註定要遭災的夏天當中的一個。我怎麼才能從這些沉悶的場景中再現自己的人物呢？我不知道：如果自己想得夠久的話，是否就能在亨利安排的聚會上看出誰是薩拉未來的情人。我們是在那次聚會上初次相識的。由於當時西班牙正在打仗，我們喝的是劣質的南非雪利酒。我想自己之所以會注意到薩拉，是因為她很快樂：那幾年裡，在即將到來的風暴的威壓下，快樂的感覺已經奄奄一息很久了。人們會在喝醉酒的人身上、在孩子們身上發覺快樂，但很少會再在別的什麼地方看到它。我立刻就喜歡上了薩拉，因為她說了一句曾經讀過我的書的話，後來就沒再提起這個話題——我馬上覺得自己是在被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作家來看待。我並沒有任何要愛上她的念頭。首先，她很美麗，而美麗的女人，尤其是美麗同時又很聰明的女人，會在我心裡激起一種深深的自卑感。我不知道心理學家們是否用過「科菲圖阿情結 」這個名詞，反正我一直覺得，在沒有某種心理或生理優越感的情況下，自己很難產生性慾。頭次見到她的那回，我所注意到的一切，就是她的美麗、她的快樂，以及她用雙手觸碰別人、似乎很愛他們的樣子。除了開始時她說過的那句話以外，我只記得她對我說過的一句話：「你不喜歡的人好像很多。」她之所以那麼說，也許是因為我一直在伶牙俐齒但不太客氣地議論自己同行的緣故，我記不清了。
那是個怎樣的夏天啊。我不打算去追憶準確的月份，因為要讓思緒回到那裡，我得忍受萬般痛苦才行。但我記得在喝下太多的劣質雪利酒之後，我和亨利離開悶熱的、擠滿了人的屋子，走到了公共草坪上。草坪那頭，太陽正在落下，草坪上籠罩著一層落日灑下的慘淡餘暉。遠處的房屋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版畫中描繪的那一種：小巧、精緻、寧靜，只有很遠處的地方有一個孩子在哭。那座十八世紀的教堂像個玩具似的豎立在一塊孤零零的草地上——在連綿不斷的乾爽日子裡，那隻玩具夜裡可以放在外面。那是個你會向不認識的人吐露心扉的時刻。
亨利說：「我們大家可以多麼地快樂啊。」
「可不是嗎。」
他離開了自己圈子裡的那伙人，眼裡噙著淚水，站在公共草坪上——我十分喜歡當時他那個樣子。我說：「你們的房子很可愛。」
「是我太太找到的。」
我一個星期以前才剛認識他。那是在另外一次聚會上——那段日子裡他在養老金部工作，我因為收集素材的緣故硬同他拉上了關係。兩天以後請柬來了。後來我知道，請柬是薩拉要他寄的。「你們結婚很久了嗎？」我問他。
「十年了。」
「我覺得你太太很迷人。」
「她是我的好幫手。」他說。可憐的亨利。可我為什麼要說「可憐的亨利」呢？握有儒雅、謙恭和信心這一手決勝牌的，難道最終不正是他嗎？
「我得回去了，」他說，「我不能把什麼事都推給她，本德里克斯。」他按住我的胳膊，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了一年似的。這個動作他是不是從薩拉那裡學來的呢？結了婚的人會彼此變得相像。我們並肩往回走，在推開過道的門時，我從放在角落的鏡子里看到兩個人像是剛剛接過吻似的分開了——其中一人就是薩拉。我瞧了瞧亨利。
我想他要麼是沒看見，要麼是不在乎，要麼就是有點別的什麼。他一定是個不幸福的人。
那個場面薩維奇先生會覺得有關係嗎？後來我知道，親吻薩拉的並不是她的情人，而是亨利在養老金部的一個同事。那個同事的妻子一周前同一個有本事的水手跑了。那天薩拉還是頭一次碰到他。就我已被斷然排除在外的那種場景而言，他似乎不太可能還身在其中。愛情耗盡自己用不了那麼長時間。
我本不想提起這些往事，因為寫到一九三九年的時候，我感覺到舊日里所有的憤憤不平又都回來了。恨似乎與愛一樣，都作用於我們體內同樣的腺體：就連它們產生的行動都是一樣的。如果沒有人教會我們應該如何解釋耶穌受難的故事，那麼單從猶大和彼得的行動來看，我們能說得清愛基督的究竟是嫉妒的猶大還是怯懦的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