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描寫任何一個性格，都不可能不在社會裡遇到一個……他描寫這一個，而描寫的東西卻能符合100個。
——莫里哀
1645年初春的一天，法國巴黎的一個監獄關進來一個臉膛赤紅、濃眉大眼、極富表情的青年。這個看上去很適合做一個喜劇演員的青年就是法國17世紀傑出的喜劇大師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年）生於巴黎一個具有「王室侍從」身份的宮廷室內陳設商家庭。1643年向父親宣稱放棄世襲權利，與貝雅爾兄妹等朋友組成「盛名劇團」在巴黎演出，在此時他取了藝名莫里哀。十幾年流浪藝人的生活，使他歷經坎坷，卻加深了他對法國社會的理解，也磨練了他戲劇藝術的才華。他的劇本也同他本人一樣歷盡曲折，為了爭取劇本的上演，他進行了不懈的抗爭。他不僅是傑出的喜劇詩人、編劇、戲劇理論家，也是優秀的演員，他演技和噪子為時人所稱道。長期緊張的工作使他積勞成疾，在《沒病找病》演出後去世。
莫里哀是古典主義作家，但並不拘泥於古典主義法則。他的喜劇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反教會的特色。他共留下33部劇作和8首詩。他的喜劇主要是為廣大觀眾服務，而不是為狹小圈子裡的貴族看客服務的。他不贊成用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認為它們束縛詩人、作家的才能。劇本寫得好壞不在於這些規律，而在於是否能感動觀眾。
《可笑的女才子》(1659年)是他第一部重要的現實主義喜劇，他嘲笑了法國封建社會生活附庸風雅、矯揉造作的醜態和貴族沙龍的所謂「典雅」的文學流派。因這部諷刺喜劇刺痛了自命風雅的貴族男女，一度被禁演。在《丈夫學堂》(1661年)和《太太學堂》(1662年)兩部風俗喜劇中討論了愛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會問題。《太太學堂》的主人公阿爾諾耳弗年老、富有，相信金錢購買一切。他用錢買來年輕的阿涅絲，用賢妻良母的道德觀念和摩西十誡的宗教思想教導她，想把她培養成為奴隸式的妻子。但事與願違，阿涅絲愛上了青年奧拉斯，和奧拉斯結了婚。
《偽君子》(1664—1669年)是莫里哀喜劇的最大成就。它的諷刺矛頭直指教會。達爾杜弗是個披著虔誠的天主教徒外衣的騙子。奧爾貢和他的母親被他所欺騙，像聖人一般地頌揚他，供養他。達爾杜弗則極盡演戲的才能，在一些瑣屑事情上表現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禱告的時候捉住了一個跳蚤，事後還一直埋怨自己不該生那麼大的氣，竟把它捏死了。」鬼迷心竅的奧爾貢打算把愛女嫁給他，把財產託付給他，甚至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訴他。在這個偽君子的挑撥下，奧爾貢驅逐了自己的兒子，並剝奪了其財產繼承權。可是這個「上帝的意旨」的執行者竟然想勾引奧爾貢的妻子，他竟然恬不知恥地說：「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慾的障礙，拔去這個障礙對我算不了一回事。」真相大白後，他就利用奧爾貢告訴他的政治秘密來陷害對方。到了這時候，他還厚顏無恥地說，他之所以這樣做，都是為了上帝，為了國王。達爾杜弗這個偽君子的形象諷刺了當時社會中那些披著慈善事業的外衣，實際上卻幹警察特務工作，暗中監視居民，陷害傾向信仰自由的人，達爾杜弗就是這些偽善信士的典型形象。
對達爾杜弗形象的塑造莫里哀獨具匠心。達爾杜弗還沒出場，觀眾就了解了達爾杜弗的性格——他是一個偽善者。前兩幕是一場又一場的吵鬧，在場的7個人在爭執中亮相，他們爭論的中心是怎樣看達爾杜弗，這種間接描繪的手法使觀眾未見其人，先知其行，到他出場時所說的幾句假虔誠的話，幾乎成了對他的品行的絕妙諷刺。
《偽君子》也是喜劇手法與鬧劇手法的完美結合。第四幕讓奧爾貢藏在桌子下面是富於喜劇色彩的安排。達爾杜弗的表白越坦率，就越是引人發笑，因為觀眾知道奧爾貢在偷聽，而妻子既是在對達爾杜弗說話，更是在對奧爾貢說話，她不斷挑逗達爾杜弗，以便使丈夫覺悟。奧爾貢倒沉得住氣，始終沒露面，急得妻子不斷暗示他出來。最後奧爾貢才在達爾杜弗出去張望的時候跑出來，躲在妻子身後，直到偽君子動手動腳，才迎上前去，這時喜劇達到了高潮。
《偽君子》對宗教的尖銳諷刺引起社會的激烈風潮以至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不得不三次修改他的劇本，把三幕劇改為五幕劇，讓穿黑袈裟的達爾杜弗換上世俗服裝，但諷刺宗教偽善的主題並未改動。他數次上書陳情都沒有使他的這部名劇解禁。直到他死的那一年，《偽君子》才第一次公開演出，演出獲得了極大成功，從此成為莫里哀的最受觀眾歡迎的劇本。
《吝嗇鬼》(1668年)則塑造了一個視錢如命的吝嗇鬼形象。阿爾巴貢是放高利貸發財的資產者。他在兒女面前裝窮，嫌他的兒子在穿著打扮上花錢。對女兒的婚姻，他考慮的是對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貸的債主竟然就是自己的兒子。他想續弦，卻成了兒子的情敵。這些巧合大大加深了喜劇氣氛，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在金錢面前赤裸裸的利害關係。
莫里哀的喜劇沿用了古典主義的優點而不受其束縛。他化腐朽為神奇，以高度的技巧妙用三一律。莫氏喜劇種類和樣式多樣化，已超越古典主義的範圍。他又是法國芭蕾舞喜劇的創始人。他的喜劇堅持平民趣味，善於在風趣、粗獷之中表現出嚴肅的態度。他的喜劇不是紙面上的讀物，都是直接為舞台演出而寫作的。他的喜劇語言是日常生活用語的提煉，在舞台上顯得特別自然生動。他崇尚平民精神，自覺站在人民大眾一邊，反映了他的反封建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