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北一輝激動，楊銳心中笑起的同時和藹的把他扶著坐下，而後道：「江山代後才人出啊。一輝你的思想遠超越同儕。日本老一輩精英的使命已經完成，接下來便是你們年輕人的舞台了……」
楊銳說著一些激勵北一輝的話，弄得他一時間找不到北，然後在冷靜下來之後，他才想起來自己要問一些什麼，這其實得益於他昨天晚上在心裡的總結。
「竟成先生，我……」北一輝一開口卻又不知道應該問那些問題中的哪一個，言辭紊亂後只道：「亞洲人民受到西洋殖民主義者的奴役，現在白種至上論大行其道，便是敝國很多人也認為白種人比黃種人優秀，以竟成先生看來，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是不是真的存在這樣的不同，還只是因為他們比亞洲這些國家先富裕造成的？我們當如何去辯駁這種白人至上的說辭？現在我們似乎沒有什麼是比他們更優良的。」
「白人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他們關注腦，而我們關注心；他們重於思，而我們感於悟；他們是積極的向外，不斷的征服外界；而我們是不斷向里，不斷的反省內心。這種思維差異的不同，使得他們為了改變世界建立了科學，而我們為了反省內心有了玄學。同樣的兩個人，走了不同的兩條路，到最後收穫也就不同了，白人建造了戰列艦，而我們只編著了一些典籍。可這不是說我們就沒有思的傳統呢？這其實也不是，先秦之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便是最早的東方思辨，還有楊朱貴己之說，更是最早的人權宣言，只不過後世儒家當道，這些都被他們湮滅罷了。」
楊銳說完這一堆之後，又把復興會宣揚的國粹主義說了出來，道：「文明只是文化的具體體現，而白種人、黃種人，只是不同文明的載體。文明有生死、有興衰，但文化卻是長存的。當今世界，有古典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這些文化都不比西方文化遜色，不過這些文化所具體化的文明正處於衰弱時期，而西方文明正處於興盛的頂峰。也就是因為這樣，才讓一些人由東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得出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化，黃種人不如白種人的謬論。」
楊銳的文化、文明之說只把北一輝繞暈了，這已經不是提倡均平富，抨擊官商勾結，百姓遭殃小憤青的層次了，這其實已經是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述。看著小日本如聽天書，楊銳便從陳廣壽手裡接過一本書，道：「一輝，我所說的都在這本書里，過段時間便要出版了，現在先把這本書的樣稿送給你。」
偉人的新著更是在出版前送給自己，北一輝發條一般從只坐了半邊的椅子上彈了起來，邊鞠躬邊接過，嘴中說著謝謝。在接過之後目光在書封上掃過，只見上面寫著「西方的沒落」五個大字，下面的著作則是楊竟成。名字很是吸引人，但是東方人的禮節卻不是如西方人那般馬上拆開，於是他只好抓住手裡，好好的放在身前。
要想鼓動民族主義，那就要挖掘本民族的光榮歷史，塑造自豪感和自信心，這是應有之義。但即使再多的「四大發明」、「四大文明」、「五千年歷史」，也沒有斯賓格勒的這本《西方的沒落》來的實在。前者是憤青們看的，後者是聰明人看的。唯有如此，才能破除白人至上論和全盤西化論。由此，那些嘴裡面高喊著民族革命，實際上卻高舉西方民主共和旗幟的孫汶之流，才會在民族革命上無立足之地。現在的孫汶，已經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鼓吹民族主義，那麼民主共和就要拋棄；鼓吹民主共和，那麼民族主義就要拋棄。
不過現在，他做什麼都來不及了，因為復興會已經給他戴上了一頂西歐主義的帽子，加上他歷來鼓吹美式共和，同時舉義又一心想獲得列強幹涉，這些證據之下，他已經被描繪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以民主共和為名妄圖取代滿清成為下一任傀儡，在復興會的宣傳中，他其實就是滿清第二。翻開歷史來看，在清末民國，搞革命沒有洋人的默許和支持是無法成功的，即便是能成，也只是在偏遠地區。誰要想革命，那復興會就把他說成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至於復興會，立的本來就正，即便是勾結列強、出賣國權，只要文化部一管制，文宣上再來一句：「羅斯福總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或者高調宣傳：「中X兩國是一衣帶水帶水的鄰邦，友好交往的歷史源遠流長」，誰敢說復興會賣國？
楊銳歪想到「中X兩國一衣帶血、互毆的歷史源遠流長」的時候，北一輝小憤青已經問到第二個問題了，「竟成先生，請問您領導的革命，怎麼才能保證不出現日本那樣的情況，在下說的是日本現在的經濟被財閥們壟斷，百姓生活不會困苦？」
北一輝的問題其實不出楊銳的意料，他還是笑道：「我把國家經濟分成兩個階段，最開始只能實行國有化，這是強大國家的基礎，那些私人資本是不會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去考慮產業規劃的，因為資本都是趨利的。所以唯有政府主導的國有化才能打下國防的基礎，同時也打下工業的基礎，在這一個階段，不單是百姓，就是政府官員也是困苦的。日本已經經歷了這麼一個階段，一輝對這個階段因為沒有什麼反對的看法吧。」
見楊銳問道這裡，北一輝重重點頭，他那本著作上面說的其實就是這個意思，他不是對明治維新有惡感，而深恨全體國民勒緊褲腰帶辛苦了一把，可最後創造的財產全部進了財閥的口袋，他以後所寫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說的就是要改造日本國內的這種狀況，不過鑒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本著為日本長遠打算，他還想著要向外擴張，為大和民族掙得生存空間。他這樣的思想，放在後世的網路上就是一個典型的憤青，對國內左，對國外右，一邊批判政府背離太祖、造成窮富差異，一邊又鼓動政府要在南海強硬，打擊菲佣越猴。楊銳對他們並無什麼惡感，不過對於北一輝這個日本憤青，就一心想著怎麼把他帶到溝里去。
「國家的基礎已經建立，那麼接下來就是改革，再分配國有財富的問題。因為不改革，國有公司人事繁複，耗費甚大，加上又是政府官員管理的，他們並不是一個公司，而是一個官僚機構。即是官僚機構，那麼自然心思不是在經營和盈利上，那些官員想的是怎麼陞官，而不是怎麼賺錢，日本也是基於國有公司的這種癥狀，推行私有化，從而使財閥做大。這其實是經歷發展的必然，在西方是由商而官，大商人最後成為政客的不在少數，而在日本，因為原本沒有繁榮的商業，所以是由官而商，最終也是官商勾結。
這種過程上的差異就造成：美國商人最後都成了政客，但是還是有些商人不是政客。而日本財閥都通過謀奪國家財產起家，由此沒有一個財閥不牽扯到官員。所以美國有羅斯福，但日本不會有羅斯福，美國的羅斯福可以打擊那些沒有政治背景的托拉斯，但是在日本托拉斯都有政客背景的情況下，日本的羅斯福將毫無作為。這其實也是說，美國可以通過法律改良民眾生活，而日本只能通過革命改變現有狀況，重新分配財富；而中國，在轉型的時候，將更多的從技術上，而不是從產權上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經濟發展之後的民生問題，楊銳對美、日、中給出三種不同的解答，北一輝對於楊銳比較美日不同沒有異議，只是好奇楊銳說的中國以後在技術上解決是怎麼個解決法。「竟成先生，請教技術上解決是怎麼解決？」
「技術上解決，就是說從管理上解決，國家只是公司的一個投資人而已，然後對外聘請經理人團隊，由他們來管理這個公司，他們只是高級工人，不是高級官員，政府和他們只有經濟上的牽連，沒有政治上的牽連，這其實就相當於請了一個專業的管家。當然，這要在這些公司沒有私有化之前才能實行，一旦私有化，那麼就沒有實施的餘地了。」楊銳隨便說了一個辦法，他相信北一輝對於公司管理並不熟悉，看不出什麼問題。
果然，北一輝在記下楊銳所說之後，問到最後一個問題，「竟成先生，您認為中國革命何時才能成功，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什麼時候才能成功？亞洲什麼才能成為亞洲人的亞洲？」
楊銳想不到北一輝把革命延伸到了整個亞洲，真不知道大東亞共榮是不是他鼓吹出來的，心中斟酌片刻，他伸出大手肯定的道：「中國的革命在五年之內必定會成功！」楊銳極富自信的說道：「而和中國獨立的情況不同，亞洲各個殖民地的勝利除了需要自身的努力之外，還要看列強的盛衰，就目前來看，十年之內，革命就可以看到希望。至於亞洲人的亞洲，怕是要三十年不止吧。」
五年和十年在楊銳心中拿捏了好久才說了出來，現在馬上就是1908年，四年之後革命就已然成功；而殖民地的十年希望，他記得似乎印度在參加一戰的時候就被許諾過可以獲得主權，不過後來英國食言了。
和北一輝的會面在這些談話之後就結束了，會面雖然短，但是兩人卻互留了通訊地址，楊銳對於北一輝是想長線放養。因為行程在陳廣壽的建議下做了調整，會面結束之後，楊銳便被護送上了前往檀香山的郵輪，此時程莐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