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並非孤立存在，它從屬於當時的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是「千萬個無名的人暗中合作」的結果。這是丹納在《藝術哲學》里反覆強調的。
小說作者溫斯頓·格盧姆生於1944年，湯姆·漢克斯生於1956年，而小說中的阿甘和珍妮都生於1945年——戲裡戲外他們都是同一代人，也就是說都擁有一代人共同的回憶和經歷，感受過同樣的悲傷與喜悅，一起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滄桑與變化，而這一些都會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作品中去。他們就是被稱為「嬰兒潮一代」，也可以稱為「跨掉的一代」。而他們的下一代正是「×一代」，也就是互聯網時代的新人類。
美國有位歷史學家對這一代人有精彩的論述：「嬰兒潮一代開始挑戰傳統價值觀，他們年輕，自由，掌握大權，深信自己理當獲得最好的待遇，並奮勇出征捍衛，高舉著仁義道德的旗幟，對抗妥協，無知，貪婪，缺乏效率與利欲熏心的政治。每場戰鬥都是對道德原則的衝擊，在善與惡的對抗中，邪惡製造者創造出巧奪天工的犯罪工具，帶來重重險阻，嬰兒潮一代的任務便是找出歹徒並加以摧毀……」
可悲的是這一代人反抗的和想撕碎的，正是他們後來所篤信的的一些東西。
李思明如果按照年齡來講，在美國也是這一代人，不過他是正宗的中國人。但是他對這一代人的理解卻讓溫斯頓·格盧姆感到吃驚，他懷疑李思明是不是在美國長大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這一代人跟美國這一代人有某種相似性。
從來就沒有一位導演會嚴格按照一部原著小說來拍電影，所以就有了編劇和改編劇本，這個劇本里加進了導演個人的看法，然後才成為一部電影，換句話說，最終的產品——電影中必須包含有導演本人的思想。
原著小說里的阿甘並沒有那麼完美，他在很小的時候就遭遇了女房客法蘭琪小姐的誘惑，並與之發生了男女關係，他吸食大麻、打假比賽，甚至還和丹合謀，想狠狠地誆經紀人一筆錢溜之大吉等等。這個阿甘既不純潔，也不完美，有些軟弱，優柔寡斷且容易受到誘惑，但也總能痛改前非，他依然善良，樂於助人，但他充當不了大眾的導師，小說的結尾部分讓發財之後的阿甘競選參議員，但卻以失敗告終。
顯然，劇本中的阿甘則擁有善良、誠實、執著、忠貞、勤奮、信守承諾等等美德，和大多數普通美國人一樣，或者說和大多數美國人自己認為和喜歡標榜的一樣，這種美德又不多不少正好和數百年來美國主流社會所公認的價值觀念和人性品質努力保持了一致。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又是一個有著深厚的基督教背景的國家，從早期的清教徒立國到戰後「嬰兒潮」一代從最初的反叛到逐漸成為信仰基督教的中堅力量，美國的歷史沿革和社會變遷無不深深打上宗教的烙印，這種文化上強烈的道德化的色彩，使得電影作為反映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工具，迎合和滿足中產階級（他們是電影的主要消費者）在道德上的虛榮心，顯然是票房保證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深刻的社會和人文思想，並且影片中宣揚的道德規範，符合美國人的心理需要，正是這本電影成為不朽名片的最重要的原因。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就是美國人的主旋律之一。
李思明對於劇本的貢獻之一除了敘事結構方面的的變動之外，在於對阿甘的女友珍妮的塑造，與原著小說相比，加強了她象徵動蕩不安的60年代，代表嬰兒潮一代人中曾有的狂躁、叛逆的歲月這方面，而珍妮的悔恨也暗示了那一代人對自己曾經走過的人生道路的反思。另一位就是丹中尉（小說中是少尉），這個越戰軍官的形象和遭遇，要比小說中更豐富更富有感染力。另外還增加了一些著名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用黑色幽默的口吻調侃了一番，從而更有思想深度。
「一個外國人，特別是一個東方人，對美國社會和美國文化了解地如此透徹，如此讓人信服，是難能可貴的。李思明用他的電影，生動地給美國人上了一課：借阿甘的視角審視著美國社會和歷史，原來是如此精彩如此讓人難忘和感動！不過李思明很顯然也有顧慮，他不想，可能也害怕批判得過於激烈，尤其他還是一個中國人的前提下，他用輕鬆自然的敘事手法，重新編排與解構，讓觀眾在笑聲中重溫了昔日的歲月，悄然卸去心靈的重負。我想這即使是白宮和政客們也無話可說！」紐約影評人，李思明的朋友哈里森·希曼後來撰文評價說。
朱迪·福斯特在劇中飾演的珍妮這個角色，戲份相對並不多。但是李思明看得出來她很用心。
關於她曾遇到的事情，劇組都閉而不談，巧合的是，《阿甘正傳》中還提到總統遇刺的政治事件。在這部電影中，美國總統成了最危險的職業：美國總統肯尼迪被暗殺事件、尼克松總統因為水門事件被迫下台，碰巧阿甘是檢舉人，這當然是一種黑色幽默，非關史實。
後來的福特繼任，福特在他只有895天的總統生涯中，曾兩次遇刺都沒有受傷，1980年當選的前好萊塢明星里根總統也遭槍擊。
政界看起來是個充斥著槍林彈雨的地方，明面上的攻擊和背地裡的黑暗，讓人防不勝防，劇作者借用一個「智力低下」之人的眼睛，用黑色幽默諷刺著「正常人」的世界。劇中阿甘身後總有一群尾隨者，他們找不到人生的答案，盲目地追隨阿甘，可以這麼說，這就是美國當時社會的一種現實，人們對現實失望，找不到生存的動力與意義，只好無望地把命運寄托在別人身上。而阿甘卻總能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現實，勇敢地跑下去，這不能不說是絕妙的諷刺。
不過，那些記者還是對她相當感興趣。對於她來說，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是不願提及的。李思明出於保護的目的，將那些如蒼蠅般的記者驅逐出去，並且禁止劇組談論這件事。
「當初，你選她來演這個角色，是不是居心不良啊？」曾智問道。
天地良心，李思明真沒有這個想法，拿演員的花邊新聞作為電影的噱頭，這不是他能幹得出來的事。但是李思明說自己只是看中她的演技，卻沒有人相信這一點。
「俺是實力派的！」李思明認為有必要澄清這個事實。
「別得了便宜賣乖，你這個人，只要看到有利用的價值，絕不會那麼輕易的放手！」曾智是這樣認為的。
而負責發行和宣傳的大衛·弗蘭克爾，至少在內心中是有意無意地利用這件事的。
……
美國人是嚴格遵守勞動法的，遵守到了讓亞洲人有些無奈的地步。在香港拍電影，通宵達旦地趕拍，那是很正常的，因為這樣既可以儘快地上市，也可以少掉一部份租攝影棚的錢，可從沒有加班費這一說。但是在美國不同，你得遵守勞動法規，每周還要過周末，與家人共渡周末是上帝也無法拒絕的，這在美國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阿明，你看，1860年當選的林肯總統被刺殺，1880年的加菲爾德在上任半年就被刺傷，兩個月後去世，1900年當選的麥金利總統也遇刺身亡，1920年當選的哈丁總統因內部機密透露被砒霜毒死，1940年羅斯福當選，這位戰爭總統運氣好些，但最後也死於任上，1960年當選的肯尼迪下場很慘，1980年上任的里根很幸運，只受點傷，好歹這命是保住了。」拍片的閑暇時分，曾智扳著手指頭，跟李思明扯著話題，「我發現以上被刺的總統當選年份都是整零年，而且是每隔20年都會遇刺一位。」
「嗯，是有些道理。不過這是你發現的規律？你什麼時候對美國歷史發生了興趣，是某個小報上看的吧？我還想說我能預測未來呢！」李思明奇道，「沒事你琢磨這個幹嘛？美國總統就是絕種了也不會讓你我來當美國總統滴。」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關心一下還有錯？我是個無神論者，至於預測未來的鬼話打死我也不信，你要是能預測，那你告訴我明天哪支股票會漲，我立馬去買，利潤我讓你拿大頭，你別搖頭啊，你的大話不攻自破無言以對了吧？不過我說的這個歷史事件是有據可查的，可是你卻無法用常理去解釋。」曾智不緊不慢地道，貌似歷史學家，「不知道，如果到了2000年，那年當選的總統是不是也會有這個下場。到時候，我就雇個人扛著攝像機天天跟在人家總統後面，這萬一要是被我拍到血案發生的現場，那就火了！拿個最佳新聞獎什麼的如探囊取物！」
李思明被他的奇談怪論給震住了。不過人家小布希不是不幸，而是更不幸，本·拉丹大叔讓他吃盡了苦頭。換了李思明，倒是寧願守在世貿大樓旁，等著看煙火。檢舉？不要被懷疑是同夥就不錯了！
朱迪不愧為曾被提名為奧斯卡獎最佳女配角的演員，雖然沒有摘冠，但她曾經頂著「奧斯卡小公主」的稱號。現在更成熟的她，將一位在混亂年代裡一個追求個性解放不甘寂寞，但是最終卻滿身疲憊內心空虛的年輕女人刻畫地有血有肉。女主人公染上了幾乎所有的惡習，如吸毒、性解放等，最後她死於一種病毒——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