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初，隨著袁術的覆滅，大漢的南方暫時歸於平靜，而整個北方在劉和的治理下，比南方更加井然有序。
放眼望去，除了關中和涼州還在軍閥混戰之外，其餘的地方都停止了爭鬥，至少保持了表面上的安寧與平靜。
如果按照這樣的趨勢向前發展，就算中央朝廷對於地方的控制力無法恢複到鼎盛時期那樣，但至少可以讓大漢緩緩地從連年混戰和各種自然災害的泥潭之中恢複元氣，增加人口，儲備糧食，最終走向復甦興旺的道路。
然而，老天爺似乎誠心要跟大漢作對，就連這來之不易的短暫安寧，也不願意給大漢百姓。剛剛有所好轉的局勢，因為一些人力無法控制的原因，很快就變得急轉直下，甚至於更加的惡化……
這一次，打破平靜局勢的不是人禍，而是天災。
在華夏的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人口大規模減少的現象，而在東漢末年的五十年間，更是達到了令人駭人聽聞的地步。在這段時期內，華夏人口的數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慘重，在前代和後世，都很難找出第二個可以與之相比的時代。
縱觀整個東漢王朝，人口數量最多的時候，是在和帝、順帝在位的時期，那個時候大漢的人口已經接近了六千萬。然而，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華夏的人口開始負增長，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下降的幅度並不明顯。到了桓帝在位的時候，朝廷曾經組織過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戶口清查行動，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得出的數據是大漢有人口五千六百多萬，略低於和帝時期近六千萬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經過隨後的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以及中原群雄的相互內戰，到了赤壁之戰結束的時候，大漢的人口竟然下降到了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
後世各類史學家列出的漢末的人口數字統計，出入雖然比較大，但整體大幅度下降的情況，卻是保持了一致。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記錄，東漢桓帝、靈帝時期黃巾之亂始，歷經董卓之亂，到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安初期，當時華夏的人口「人戶所存，十無一二」，也就是與鼎盛時期相比，只剩下了兩成。但這時候的華夏，依然沒有和平，在這種十不存一二的嚴峻形勢下，又先後發生了曹操與袁紹的爭霸之戰，曹操南下平定荊州、鏖戰赤壁的統一戰爭，以及劉備奪取巴蜀，曹操收復河西的兼并之戰。直到吳蜀兩國彝陵大戰之後，華夏才進入了一個相對的平穩期。這些大規模的戰爭，場場都是傷亡慘重的殊死搏鬥，對於本就少得可憐的大漢人口，不啻為雪上加霜。
魏國建立初期，大臣陳群曾說此時魏國的人口，也就跟文帝、景帝時期的一個大郡差不多。比如人口眾多的南陽郡，在最繁華的時期，一郡便有四百多萬人，而魏國在建立初期，也就四五百萬人口。
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記載，蜀國在劉禪登基時，人口是九十萬，到了蜀國滅亡時，人口增長到九十四萬，這一年平定蜀國的魏國將魏蜀人口加在一起，華夏的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五百三十七萬人。而《晉書》里記載，吳國在蜀國滅亡時的人口，有兩百三十萬。這樣加起來，華夏的總人口也不超過八百萬。這還是後三國時代進入了相對和平的時期後，長期恢複人口所達到的數字。
劉和記得，三國時期華夏人口的下降幅度之大，在整個華夏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在三國之後，華夏人口下降最快的時期，也就是宋末元初。當時的蒙古人，從東面一口氣殺到西面，消滅了世界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而華夏人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這已經算得上近千年來華夏最大規模的一次災難，但與漢末三國時代的慘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見大巫」。
談起漢末至三國時期的人口銳減，原因可以總結出很多，比如從黃巾起義開始的全國性內部混戰。當時的黃巾起義，採取的是各地同時舉事的策略，從一爆發就是全面的國內戰爭，戰火幾乎蔓延到了整個大漢。
又比如東漢末年各地崛起的軍閥們，都是漠視民力、濫殺無辜的劊子手。權臣董卓在把持朝政後，採取的是殘暴壓榨的統治政策，為了擴充軍力更是不斷抓取壯丁，導致司隸地區的百姓大量逃亡。當時北方的各路軍閥，喜歡拿老百姓來做擋箭牌，在攻城掠地時，經常抓無辜的百姓當做「人肉盾牌」擋在部隊前面，阻擋敵人的進攻。
在劉和沒有重生的那個時空當中，劉虞是位忠厚仁慈的長者，他明明知道公孫瓚有不臣之心，但卻沒有大肆在北方招兵買馬，擴充自己的軍隊。而當劉虞匆匆發起對公孫瓚的討伐之戰時，他還要求麾下士兵要愛惜百姓的房屋，不許焚燒城池，結果對上了拿著百姓充當「肉盾」的公孫瓚這種賴皮，然後被公孫瓚輕鬆逆襲，最終丟了性命。
實際上，當時劉虞主政的幽州，因為很好地控制了民亂和邊患，在黃巾大亂時吸引了上百萬人口到來，如果劉虞想要「暴兵」，隨便就能召到十幾萬人，而有了這十幾萬大軍，對付公孫瓚和立足渤海未穩的袁紹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壓。
劉虞當時的做法，無疑不是一個合格的軍閥，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下，一味的愛惜民力，保護人口，最終就是自己成了別人眼中的肥羊，在沒有自保能力的情況下，白白便宜了公孫瓚和袁紹。當時袁紹吞併了幽州和冀州之後，軍隊數量暴漲，一度達到四十萬之巨，便是因為享受了劉虞和韓馥留給他的「人口紅利」。
漢末至三國時的戰亂，是全國往複循環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難，都是求生無門，無路可逃。如在北方剛打完官渡之戰，過不了多久南方又爆發赤壁之戰，在東面有闕宣、笮融等人的叛亂，在西面有北宮伯玉和馬騰、韓遂造反……那個時期，帝國的疆土，除了邊遠的西域之外，幾乎全被捲入了戰火，沒有受戰爭破壞的地方，只能是偏遠無人煙的交州和夷洲這些地方。
戰亂和反抗，或許是導致漢末三國時期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但這僅僅是個果，而不是因。
在漢末，瘟疫和自然災害才是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誘因，而軍閥混戰，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災害不斷發生之後，產生的連鎖反應。
瘟疫的發生，是從西漢中期開始，歷代政府都要面臨的一個難題。因為與匈奴的戰爭以及後來南匈奴的歸附，產生於北方草原地區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後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斷地帶到了中原地區。華夏的大規模瘟疫，從西漢武帝開始就周而復始，西漢的滅亡，導火索就是山東地區因為瘟疫而激發的農民起義。而且這種瘟疫以當時的中醫水平來看，基本屬於毫無辦法的絕症。
即使是西漢滅亡，東漢改朝換代，瘟疫也依然沒有收斂，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會在某個地方突然爆發。這種情況，基本貫穿了整個東漢時代，一直到東漢末年最傑出的醫學家張仲景橫空出世，寫出了流芳百世的《傷寒雜病論》，大規模瘟疫的破壞力，才從此開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從東漢中前期開始，華夏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後世之人提到東漢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說張衡發明出來的地動儀，而地動儀這個偉大發明的產生，就是拜東漢時期頻繁的自然災害所賜。
僅以地震而論，東漢中後期地震發生的頻繁程度，在整個華夏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比如東漢的隴西地區，在東漢和帝、桓帝、靈帝、獻帝時期都曾爆發大規模地震，正是因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才促成了與地震有關的發明相繼湧現。
在東漢末期，還出現了極其反常的大規模蝗災與旱災，比如東漢桓帝到靈帝的幾十年里，北方大規模的蝗災出現過五次，其中最嚴重的一次，幾乎波及到整個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這麼大範圍的蝗災，在日後的華夏歷史上，也就是唐朝開元年間以及元朝末年的幾次可以相比，堪稱是「百年不遇」。
與此同時，東漢最後的五十年里，黃河有四次發生決口，長江流域的荊州與江東，先後發生了五次水災。而在同一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區，也連續多年發生大規模旱災，北方少數民族為了躲災，紛紛南下到中原地區求內附，華夏的人口遷移和流動，在這時期開始漸成高峰。
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勢必造成大面積的饑荒，國家的經濟儲備會在饑荒中漸被掏空。這時候的東漢帝國，已經進入了門閥政治時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漸超過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義上的節制權，在正常的年景，這樣的情況還算和諧，但一旦國家爆發戰爭和自然災害，因為中央控制的減弱，勢必造成災害破壞力加大。畢竟世家大族們都會選擇囤積居奇，關門自保，中央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賑濟，走投無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選擇造反。
比如剛剛結束了戰爭的江淮地區，朝廷任命的揚州牧王邑因為沒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陽混日子，而江淮則被曹操、劉表和孫堅等大小勢力瓜分，其間還夾雜一些佔山為王的匪寇和流竄於湖泊江河之間的水賊。這些軍閥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