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已達到了終身想望的目標。他已抓住歡樂。但在這控制著暴風雨的心靈高峰上，他是否能長此逗留？——當然，他還得不時墮入往昔的愴痛里。當然，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里充滿著異樣的陰影。可是《第九交響曲》的勝利，似乎在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榮的標記。他未來的計畫是：一八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貝多芬寫道：「藝術之神還不願死亡把我帶走；因為我還負欠甚多！在我出發去天國之前，必得把精靈啟示我而要我完成的東西留給後人，我覺得我才開始寫了幾個音符。」書信集二七二。《第十交響曲》，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貝多芬寫信給莫舍勒斯說：「初稿全部寫成的一部交響曲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書桌上。」但這部初稿從未發現。我們只在他的筆記上讀到：「用Ａｎｄａｎｔｅ（行板）寫的ｔｉｑｕｅ———用古音階寫的宗教歌，或是用獨立的形式，或是作為一支賦格曲的引子。這部交響曲的特點是引進歌唱，或者用在終局，或從Ａｄａｇｉｏ（柔板）起就插入。樂隊中小提琴，……等等都當特別加強最後幾段的力量。歌唱開始時一個一個地，或在最後幾段中復唱Ａｄａｇｉｏ（柔板）——Ａｄａｇｉｏ（柔板）的歌詞用一個希臘神話或宗教頌歌，Ａｌｌｅｇｒｏ（快板）則用酒神慶祝的形式。」（以上見一八一八年筆記）由此可見以合唱終局的計畫是預備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響曲的。後來他又說要在《第十交響曲》中，把現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調和起來，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嘗試的。《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里爾巴策的《曼呂西納》譜的音樂，詩人原作是敘述一個騎士，戀愛著一個女神而被她拘囚著；他念著家鄉與自由，這首詩和《湯豪舍》（ A按系瓦格納的名歌劇）頗多相似之處，貝多芬在一八二三——二六年間曾經從事工作。為克爾納的《奧德賽》、歌德的《浮士德》譜的音樂，貝多芬從一八○八起就有意為《浮士德》寫音樂。（《浮士德》以悲劇的形式出現是一八○七年秋。）這是他一生最重視的計畫之一。《大衛與掃羅的清唱劇》，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傾向於德國古代大師的清明恬靜之境：巴赫與韓德爾——尤其是傾向於南方，法國南部，或他夢想要去遊歷的義大利。貝多芬的筆記中有：「法國南部！對啦！對啦！」「離開這裡，只要辦到這一著，你便能重新登上你藝術的高峰。……寫一部交響曲，然後出發，出發，出發……夏天，為了旅費工作著，然後周遊義大利，西西里，和幾個旁的藝術家一起……（出處同前）施皮勒醫生於一八二六年看見他，說他氣色變得快樂而旺盛了。同年，當格里爾巴策最後一次和他晤面時，倒是貝多芬來鼓勵這頹喪的詩人：「啊，他說，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體力和強毅的話！」時代是艱苦的。專制政治的反動，壓迫著思想界。格里爾巴策呻吟道：「言論檢查把我殺害了。倘使一個人要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沒有一種權力能鉗制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夫納寫信給他說：「文字是被束縛了；幸而聲音還是自由的。」貝多芬是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是當時德意志思想界惟一的自由之聲。他自己也感到。他時常提起，他的責任是把他的藝術來奉獻於「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為他們造福利，給他們勇氣，喚醒他們的迷夢，斥責他們的懦怯。他寫信給侄子說：「我們的時代，需要有力的心靈把這些可憐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對於政府、警察、貴族，永遠自由發表意見，甚至在公眾面前也是如此。在談話手冊里，我們可以讀到：（一八一九年份的）「歐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沒有金錢沒有銀行便什麼事都不能做。」「統治者的貴族，什麼也不曾學得，什麼也不曾忘記。」「五十年內，世界上到處都將有共和國。」警察當局明明知道，但對他的批評和嘲諷認為無害的夢囈，因此也就讓這個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無事」。一八一九年他幾被警察當局起訴，因為他公然聲言：「歸根結蒂，基督不過是一個被釘死的猶太人。」那時他正寫著《Ｄ調彌撒曲》。由此可見他的宗教感應是極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樣的毫無顧忌，很大膽地抨擊他的政府之腐敗。他特別指斥幾件事情：法院組織的專制與依附權勢，程序繁瑣，完全妨害訴訟的進行；警權的濫用；官僚政治的腐化與無能；頹廢的貴族享有特權，霸佔著國家最高的職位。從一八一五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國的。據申德勒說，他非常熱烈地讀著英國國會的記錄。英國的樂隊指揮西普里亞尼·波特，一八一七年到維也納，說：「貝多芬用盡一切詛咒的字眼痛罵奧國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國來看看下院的情況。他說：『你們英國人，你們的腦袋的確在肩膀上。』」 A按一八一四年拿破崙失敗，列強舉行維也納會議，重行瓜分歐洲。奧國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頗有隻手左右天下之志。對於奧國內部，厲行壓迫，言論自由剝削殆荊其時歐洲各國類皆趨於反動統治，虐害共和黨人。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早已瀰漫全歐，到處有蠢動之象。一八二○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開其端，一八二一年的希臘獨立戰爭接踵而至，降至一八三○年法國又有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又有二月革命……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一八一四——一八三○年間歐洲知識分子的反抗精神。讀者於此，必須參考當時國際情勢，方能對貝多芬的思想，有一估價準確之認識。
因此，什麼都不能使這股不可馴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後幾年中所寫的音樂，雖然環境惡劣，例如侄子之自殺。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樂的。他逝世以前四個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作品第一三○號的四重奏的新的結束是非常輕快的。實在這種快樂並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種。時而是莫舍勒斯所說的嬉笑怒罵；時而是戰勝了如許痛苦以後的動人的微笑。總之，他是戰勝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終於來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終，他得著肋膜炎性的感冒；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來，他在維也納病倒了。他的病有兩個階段：（一）肺部的感冒，那是六天就結束的。「第七天上，他覺得好了一些，從床上起來，走路，看書，寫作。」（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環系玻醫生說：「第八天，我發現他脫了衣服，身體發黃色。劇烈地泄瀉，外加嘔吐，幾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從那時起，水腫病開始加劇。這一次的復病還有我們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華洛赫醫生說：「一件使他憤慨的事，使他大發雷霆，非常苦惱，這就促成了病的爆發。打著寒噤，渾身戰抖，因內髒的痛楚而起拘攣。」關於貝多芬最後一次的病情，從一八四二年起就有醫生詳細的敘述公開發表。朋友都在遠方。他打發侄兒去找醫生。據說這麻木不仁的傢伙竟忘記了使命，兩天之後才重新想起來。醫生來得太遲，而且治療得很惡劣。三個月內，他運動家般的體格和病魔掙扎著。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愛的侄兒立為正式的承繼人。他想到萊茵河畔的親愛的友人；寫信給韋格勒說：「我多想和你談談！但我身體太弱了，除了在心裡擁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麼都無能為力了。」 A按洛亨即為韋格勒夫人埃萊奧諾雷的親密的稱呼。要不是幾個豪俠的英國朋友，貧窮的苦難幾乎籠罩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變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個名叫路德維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說他看見最後一次病中的貝多芬，覺得他心地寧靜，慈祥愷惻，達於極點。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彌留的床上，經過了三次手術以後，等待著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間還安詳地說：「我耐著性子，想道：一切災難都帶來幾分善。」據格哈得·馮·布羅伊寧的信，說他在彌留時，在床上受著臭蟲的騷擾。——他的四次手術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七年正月八日、二月二日和二月二十七日。
這個善，是解脫，是像他臨終時所說的「喜劇的終潮，——我們卻說是他一生悲劇的終常他在大風雨中，大風雪中，一聲響雷中，咽了最後一口氣。一隻陌生的手替他闔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這陌生人是青年音樂家安塞爾姆·許滕布倫納——布羅伊寧寫道：「感謝上帝！感謝他結束了這長時期悲慘的苦難。」貝多芬的手稿、書籍、傢具，全部拍賣掉，代價不過一百七五弗洛令。拍賣目錄上登記著二五二件音樂手稿和音樂書籍，共售九八二弗洛令。談話手冊只售一弗洛令二十。
親愛的貝多芬！多少人已頌讚過他藝術上的偉大。但他遠不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藝術的最英勇的力。對於一般受苦而奮鬥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當我們對著世界的劫難感到憂傷時，他會到我們身旁來，好似坐在一個穿著喪服的母親旁邊，一言不發，在琴上唱著他隱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當我們對德與善的庸俗，鬥爭到疲憊的辰光，到此意志與信仰的海洋中浸潤一下，將獲得無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贈我們的是一股勇氣，一種奮鬥的歡樂，他致「不朽的愛人」信中有言：「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