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要求親自指揮最後一次的預奏……從第一幕的二部唱起，顯而易見他全沒聽見台上的歌唱。他把樂曲的進行延緩很多；當樂隊跟著他的指揮棒進行時，台上的歌手自顧自地匆匆向前。結果是全局都紊亂了。經常的，樂隊指揮烏姆勞夫不說明什麼理由，提議休息一會，和歌唱者交換了幾句說話之後，大家重新開始。同樣的紊亂又發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貝多芬指揮之下，無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樣使他懂得呢？沒有一個人有心腸對他說：『走罷，可憐蟲，你不能指揮了。』貝多芬不安起來，騷動之餘，東張西望，想從不同的臉上猜出癥結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聲。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喚我。我走近時，他把談話手冊授給我，示意我寫。我便寫著：『懇求您勿再繼續，等回去再告訴您理由。』於是他一躍下台；對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氣跑回家裡去；進去，一動一動地倒在便榻上，雙手捧著他的臉；他這樣一直到晚飯時分。用餐時他一言不發，保持著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飯以後，當我想告別時，他留著我，表示不願獨自在家。等到我們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著去看醫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貝多芬的全部交誼中，沒有一天可和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傷，至死不曾忘記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申德勒從一八一四年起就和貝多芬來往，但到一八一九以後方始成為他的密友。貝多芬不肯輕易與之結交，最初對他表示高傲輕蔑的態度。
兩年以後，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揮著（或更準確地，像節目單上所註明的「參與指揮事宜」）《合唱交響曲》時，A即《第九交響曲》。他全沒聽見全場一致的彩聲；他絲毫不曾覺察，直到一個女歌唱演員牽著他的手，讓他面對著群眾時，他才突然看見全場起立，揮舞著帽子，向他鼓掌。——一個英國遊歷家羅素，一八二五年時看見過他彈琴，說當他要表現柔和的時候，琴鍵不曾發聲，在這靜寂中看著他情緒激動的神氣，臉部和手指都抽搐起來，真是令人感動。
隱遁在自己的內心生活里，和其餘的人類隔絕著，參看瓦格納的《貝多芬評傳》，對他的耳聾有極美妙的敘述。他只有在自然中覓得些許安慰。特雷澤·布倫瑞克說：「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己。」它成為他的託庇所。一八一五年時認識他的查理·納德，說他從未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的愛花木，雲彩，自然……他似乎靠著自然生活。他愛好動物，非常憐憫它們。有名的史家弗里梅爾的母親，說她不由自主地對貝多芬懷有長時期的仇恨，因為貝多芬在她兒時把她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趕開。貝多芬寫道：「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的愛田野……我愛一株樹甚於愛一個人……」在維也納時，每天他沿著城牆繞一個圈子。在鄉間，從黎明到黑夜，他獨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著太陽，冒著風雨。「全能的上帝！——在這些樹林里，在這些崗巒上，——一片寧謐，供你役使的寧謐。」
他的精神的騷亂在自然中獲得了一些蘇慰。他的居處永遠不舒服。在維也納三十五年，他遷居三十次。他為金錢的煩慮弄得困憊不堪。一八一八年時他寫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還得裝做日常生活並不艱窘的神氣。」此外他又說：「作品第一○六號的奏鳴曲是在緊急情況中寫的。要以工作來換取麵包實在是一件苦事。」施波爾說他往往不能出門，為了靴子洞穿之故。 A路德維希·施波爾（ＬｕｄｗｉｎｇＳｐｏｈｒ，１７８４—１８５９），當時德國的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對出版商負著重債，而作品又賣不出錢。《Ｄ調彌撒曲》發售預約時，只有七個預約者，其中沒有一個是音樂家。貝多芬寫信給凱魯比尼，「為他在同時代的人中最敬重的」。可是凱魯比尼置之不理。 A按凱氏為義大利人，為法國音樂院長，作曲家，在當時音樂界中極有勢力。他全部美妙的奏鳴曲——每曲都得花費他三個月的工作——只給他掙了三十至四十杜加。A按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一項，列在全集內的即有三十二首之多。加利欽親王要他製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一三二號），也許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彷彿用血淚寫成的，結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況，無窮盡的訟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貼的諾言，或是為爭取侄兒的監護權，因為他的兄弟卡爾於一八一五年死於肺病，遺下一個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