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當時一部分的作品裡有所表現，例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一號（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鳴曲中的Ｌａｒｇｏ（廣板）。奇怪的是並非所有的作品都帶憂鬱的情緒，還有許多樂曲，如歡悅的《七重奏》（一八○○），明澈如水的《第一交響曲》（一八○○），都反映著一種青年人的天真。無疑的，要使心靈慣於愁苦也得相當的時間。它是那樣的需要歡樂，當它實際沒有歡樂時就自己來創造。當「現在」太殘酷時，它就在「過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歲月，一下子是消滅不了的；它們不復存在時，光芒還會悠久地照耀。獨自一人在維也納遭難的辰光，貝多芬便隱遁在故園的憶念里；那時代他的思想都印著這種痕迹。《七重奏》內以變奏曲（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出現的Ａｎｄａｎｔｅ（行板）的主題，便是一支萊茵的歌謠。《第一交響曲》也是一件頌讚萊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對著夢境微笑的詩歌。它是快樂的，慵懶的；其中有取悅於人的慾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內，在引子（Ｉｎｔｒｏｄｕ）里，在低音樂器的明暗的對照里，在神聖的Ｓｃｈｅｒｚｏ（諧謔曲）里，我們何等感動地，在青春的臉上看到未來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A按系文藝復興前期義大利名畫家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幼嬰的眼睛，其中已可窺到他未來的悲劇。A按此處所謂幼嬰系指兒時的耶穌，故有未來的悲劇之喻。
在這些肉體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種痛苦。韋格勒說他從沒見過貝多芬不抱著一股劇烈的熱情。這些愛情似乎永遠是非常純潔的。熱情與歡娛之間毫無連帶關係。現代的人們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實在是他們全不知道何謂熱情，也不知道熱情之如何難得。貝多芬的心靈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氣息；粗野的談吐與思想，他是厭惡的：他對於愛情的神聖抱著毫無假借的觀念。據說他不能原諒莫扎特，因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寫《唐·璜》。 A按唐·璜為西洋傳說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採為歌劇的題材。他的密友申德勒確言「他一生保著童貞，從未有何缺德需要懺悔」。這樣的一個人是生來受愛情的欺騙，做愛情的犧牲品的。他的確如此。他不斷地鍾情，如醉如狂般顛倒，他不斷地夢想著幸福，然而立刻幻滅，隨後是悲苦的煎熬。貝多芬最豐滿的靈感，就當在這種時而熱愛、時而驕傲地反抗的輪迴中去探尋根源；直到相當的年齡，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惻的隱忍中趨於平靜。
一八○一年時，他熱情的對象是朱麗埃塔·圭恰迪妮，為他題贈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號之二的《月光奏鳴曲》（一八○二），而知名於世的。 A按通俗音樂書上所述《月光奏鳴曲》的故事是毫無根據的。他寫信給韋格勒說：「現在我生活比較甜美，和人家來往也較多了些……這變化是一個親愛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兩年來我初次遇到的幸運的日子。」以上見一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可是他為此付了很高的代價。第一，這段愛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殘疾，境況的艱難，使他無法娶他所愛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風騷的，稚氣的，自私的，使貝多芬苦惱；一八○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倫貝格伯爵。隨後她還利用貝多芬以前的情愛，要他幫助她的丈夫。貝多芬立刻答應了。他在一八二一年和申德勒會見時在談話手冊上寫道：「他是我的敵人，所以我更要儘力幫助他。」但他因之而更瞧不起她。「她到維也納來找我，一邊哭著，但是我瞧不起她。」——這樣的熱情是摧殘心靈的；而像貝多芬那樣，心靈已因疾病而變得虛弱的時候，狂亂的情緒更有把它完全毀滅的危險。他一生就只是這一次，似乎到了顛蹶的關頭；他經歷著一個絕望的苦悶時期，只消讀他那時寫給兄弟卡爾與約翰的遺囑便可知道，遺囑上註明「等我死後開拆」。時為一八○二年十月六日。參見本書《貝多芬遺囑》。這是慘痛之極的呼聲，也是反抗的呼聲。我們聽著不由不充滿著憐憫，他差不多要結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著他堅強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祝他的遺囑里有一段說：「把德性教給你們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錢。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在患難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殺的，除了藝術以外也是道德。」又一八一○年五月二日致韋格勒書中：「假如我不知道一個人在能完成善的行為時就不該結束生命的話，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於我自己的處決。」他對病癒的最後的希望沒有了。「連一向支持我的卓絕的勇氣也消失了。噢，神！給我一天真正的歡樂罷，就是一天也好！我沒有聽到歡樂的深遠的聲音已經多久！什麼時候，噢！我的上帝，什麼時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遠不？——不？——不，這太殘酷了！」
這是臨終的哀訴；可是貝多芬還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強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難就屈服。「我的體力和智力突飛猛進……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過才開始。我窺見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標，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擺脫了這疾病，我將擁抱世界！…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以上見致韋格勒書，書信集第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