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同志們，有沒有信心？
張德彪說，有信心。
接下來的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情。如果我告訴你我做了一年小偷，就是對我信念的侮辱。我們的人發展到一百多人，但這些人都受過訓練，我們的主要訓練不是在滾水裡摸肥皂，而是對老百姓秋毫無犯。我們執行一個案子時，需要作充分的前期調查。我過去讀的書起了作用。我搬用了偵探小說的模式，我把《教父》這本書翻爛了。我學著裡面的方法，召集了一群人，警察把我們叫團伙。但我們和一般的團伙不同，我們從不在歌舞廳鬧事兒。我們只是選定目標，然後悄悄下手，洗劫他們骯髒的錢。我們搞到手的常常不是現金，而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比如名表，花瓶，古董，首飾。。。。。。這些東西讓我傷腦筋，因為我需要錢，以便分發給窮人，而這些東西要兌換成錢是要冒風險的。
當我們調查到一戶貪官後，我們就踩點下手。我們執行了好多案子，但沒有一家報警的，我心中就有數了。但有一個清華區的公安局副局長被偷後，動用了人員偵察，已經查到我住的一帶地方了。老六說，事情不對呢，老大，他和別人不一樣，別人不敢查他敢查，他是警察局長。
我想了一夜。思想如何對付這件事兒。早晨的時候，我有主意了。第二天我寫了一份聲明，表示在公安局副局長的家中查到如下贓物，包括金鏈子八條，名表四隻，現金十二萬元，美元一萬元，房契一份，洋酒三瓶，吩咐老六大清早貼到檢察院大門口，地上就放著這些東西。上崗的武警到崗後，立即報告了在門口發現的東西。
不到一個月，這個副局長被雙規了，又過了一個月，他被逮捕了。他就這樣完蛋了。從此，再沒有人敢查我們，誰查誰倒霉。我們每偷一家，就把他家藏贓物的位置公示出來，在大街上貼布告。我不在布告上寫我的名字，只寫上「群眾」，但我不會忘記在布吿左下方寫下「此布」兩個字。因為以前在我們鄉下，每逢殺人，布吿上都有「此布」兩個字。我寫這兩個字的時候，感覺很過癮。
我們用這樣的方法整倒了好多人。政府知道有一個團伙在做這些事，但他們裝聾作啞，因為他們要靠我們提供線索，反貪局和檢察院就撲上去抓人。老百姓卻真的以為是群眾在舉報。但公安局是知道底細的，他們拿我們沒辦法。
有一回出了一件事兒，張德彪偷了一戶人，事後證明不是貪官，是一家賣衣服的小販。他看了人家往銀行存錢眼紅，就單幹取了人家一萬塊錢。事後他十分害怕，因為我們的錢是統一管理的。他好吃酒，花銷大，所以單幹。老六領了他來，大家商量怎麼辦。我說，犯罪是要受罰的。我們不能犯罪，別人說我們是犯罪團伙，我們不承認，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犯罪。可是今天，你這樣讓我們掌自己的嘴巴。
有人叫他去自首。
老六不同意，說這會出大事兒的。
我說，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不怪你，你也不要怪自己，你哪只手不老實，你就怪哪只手吧。
張德彪哭了，拔出刀就剁了右手的一根手指。
大家都嚇得眼睜睜地看著那根手指滾到地上。嚇得不敢說話。
有人喊，快送醫院接，現在還來得及！
我說，要接你砍它做什麼？
大家不敢吭氣了，驚恐地看著我。我說，別看我，看它！我指著在地上的手指，它拖著血，一會兒，它變白了。像一塊姜。
又半年過去，我們和公安局相安無事。但我聽到風聲，說上頭準備開始收拾我們了。問題並不是出在我們偷貪官，而是我們分錢給窮人。一個外國記者到城鄉結合部的外來工村落採訪，發現了有人定期發給他們錢，覺得這件事很有趣。上面開始對此警覺起來，他們似乎在找一個借口，這個借口能令我們悄無聲息地結束命運。
我對此無所謂。我連火葬場的門都進過，所以我什麼也不怕。只是當我看著我父母和妹妹的像的時候，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沒有完成。
我重新開始考察那個叫錢家明的警察。那天夜裡，我一個人跑到野外，就是離火葬場不遠的那片我深夜迷路的野地，我曾屈辱地跪在這泥土裡。我知道這都是錢家明乾的。我已經把他放下好久，現在，我又想起他來了。因為我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現在，我要了卻我的心愿了。
如果我的直覺沒有錯。他就是殺害我父親的兇手。我得到的直接證據就是，他和一夥民警當天晚上從六點開始，用刑具痛毆我父親。錢家明當時用的是一根很粗魯的木棍，是聯防隊員白天拿來練武的。最後一棍就是錢家明打在我父親脖子上的，這最後一棍導致了父親的死亡。
我不能說出是誰告訴我了這個秘密。但我敢說，在我父親死亡這件事上，錢家明無論從當事人的角度，還是從負責人的角度，都要負最嚴重的責任。他既是科長，也是致命的打手，他是有罪的。
如果換了在一年前，我可能還會覺得一籌莫展。現在，我不再有這種感覺了。現在，我有辦法做到我想做的事。因為我不再依靠別人了，我依靠自己的方法。就像偷那些貪官一樣，我用自己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我的標準，我的標準沒有條文，沒有典章，它們全在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