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惟敬和內藤如安興緻勃勃帶著《關白降表》回來的時候，已經是萬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覺得這次出使非常完美，滿懷希望地去找宋應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卻是一個晴天霹靂。
宋應昌離職了。
無論是主戰派還是主和派，這個時候都已經對宋應昌失去了耐心。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書，先稱讚了一番宋應昌在過去兩年里的貢獻，然後說他既然已經回國，但倭寇的事不能沒有人管，推薦了一個叫顧養謙的人來接替。
對於宋應昌，石星自認仁至義盡。他並沒有剝奪宋的職務，而是讓他以勝戰之身回京卸職交任。更何況，此時主戰派對宋應昌不滿已久，如果他還留在這個位子上，早晚要出問題，還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種愛護。
宋應昌沒辦法，只得返回大明。在臨走之前，他還反覆叮囑朝鮮人和駐朝明軍，千萬不可撤軍，否則局面會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職務，還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稱許。可他在京城屁股還沒坐熱，鋪天蓋地的攻擊就涌了過來。
廣東道御史唐一鵬、河南道御史黃一龍、遼東巡撫韓取善、兵科給事中吳文梓、直隸巡按李堯民等人開始對宋應昌展開了持續不斷地參劾，參劾的內容五花八門：從「經略失當」到「畏縮避戰」，從「貪冒軍功」到「任用不當」，甚至還有人說他夥同袁黃與劉黃裳等人，從戰馬買賣中牟取暴利，總之什麼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條罪過，是吳文梓提出來的。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軍一萬人兵分三路，進攻慶州的安康。駐守慶州的南軍當時有數千人，主將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聽說日軍來襲後，立刻與朝鮮守將高彥伯出戰，與日軍正面相磕，打了一個平手。
吳文梓以此為論據，力陳日軍狼子野心，和議是假，主張和談的宋應昌是漢奸。
宋應昌有苦也說不出，石星罵他破壞和談，言官們又罵他只想著和談，這大明朝做點事怎麼就這麼難吶！
一時間，宋應昌的處境風雨飄搖，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這些言官彈劾宋應昌的時候，捎帶著彈劾了一個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麼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實的東北王，他本人是東北李氏家族的家主，遼東精騎的最高領導人，他的升遷貶謫對帝國政局影響極大。不要說李如松這次從朝鮮返回，是打了勝仗的，就是他敗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麼樣。
李如松回遼東以後，他家中有一個叫諸龍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於什麼目的，突然跳出來向朝廷控訴李如松暗中與倭寇勾結。朝廷毫不客氣地判了諸龍光一個誣陷罪，「枷刑日中」，幾乎暴斃而死。朝廷對李氏的態度，可見一斑。
李如松和宋應昌在朝鮮戰場上一直不和，可現在卻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繩上的螞蚱。朝廷既然不敢動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動宋應昌。
經過一番真真假假的調查，最終證明，大部分對宋應昌的指控都屬子虛烏有。
可惜這時候宋應昌已經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這裡的渾水，終於提了辭呈，回原籍養老去了。
至此，明軍第一次援朝的兩位文武大員當世雄傑，全都退出了朝鮮戰場，終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應昌自從接手經略一職之後，兢兢業業，驅動大明這尊遲鈍的戰爭機器，與袁黃、劉黃裳等幕僚制訂了詳盡周密的作戰計畫，調派各地軍隊，統籌後勤，協調與鞭策朝鮮官員等等。這些大多是瑣碎事情，毫不顯山露水，很少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沒有了宋應昌強力而縝密的經營，殘破萎靡的朝鮮根本無法支撐明軍在朝鮮的軍事活動，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麼隨心所欲。縱觀第一次援朝戰局，明軍運動頗有章法，進退有度，沒出過任何大差錯，此皆宋應昌運籌之功。
至於廣為人詬病的補給問題，這是一個客觀困難。宋應昌從國內籌措糧草、器械從沒出過半點疏漏，中朝邊境糧草輜重堆積如山，奈何朝鮮就那麼三五頭騾子七八個人，換了誰來也解決不了。在這種極其局限的環境之下，宋應昌勉力支撐，讓明軍沒出現大面積飢綏，應該是有功無過。
宋應昌在朝鮮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個清潔工。無論你怎麼努力掃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來了。
當然，宋應昌本人不能說沒有毛病。他對南軍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護犢子的勁頭差，南北之爭他至少得復49%的責任；他還曾經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鮮人索要倭寇頭顱，用來換取軍功。這也是宋應昌的污點之一。
不過這些錯誤瑕不掩瑜，不能掩蓋宋應昌所做出的貢獻。朝鮮戰爭歷時六年，如同李如松是最出色的統帥一樣，大明經略先後換了四任，宋應昌的表現也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鮮戰爭中的盡心儘力，值得歷史給予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對宋應昌不滿，就連朝鮮人也對他不那麼瞧得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對宋應昌不滿，就連朝鮮人也對他不那麼瞧得起。
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為宋應昌在糧草運輸問題上對朝鮮官員不假辭色，動輒呵斥，甚至還越權干涉朝鮮官員的任免，惹得朝鮮朝廷不滿；但深層次的原因，卻是一個跟戰爭八杆子打不著的學術歧見。
李朝一直以來師從大明，意識形態上信奉的是朱子學說為基礎的儒學。而宋應昌、袁黃等人，則是王陽明的信徒，其中袁黃與王學淵源極深，他父親袁坡是王陽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師是王陽明的嫡傳學生王畿。
宋應昌、袁黃和其他「王學」門人一樣，滿懷著將陽明之學傳遍天下的偉大理想。在萬曆十二年，王學門人已經取得了初步勝利，讓王陽明正式配祀孔廟。等到宋、袁來到朝鮮以後，卻驚訝地發現，一向對大明亦步亦趨的朝鮮，居然對陽明學說無動於衷，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於是，宋應昌、袁黃在打仗之餘，還希望把王學萌芽播種在這片荒地之中。王陽明文武雙全，所以他們就從最要緊之處入手，先教朝鮮軍人陽明兵法，等到時機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鮮國王提出要講習王學，傳授儒生們陽明心法，甚至建議在朝鮮孔廟裡也擺上一尊陽明像。
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朝鮮大臣們即使被日本人佔領國土時，都沒這麼氣憤。他們對宋、袁的這種做法極其不滿，明裡暗裡拚命抵制，無論如何也要維護朱子學說的尊嚴，甚至罵宋應昌等人是「世衰妖興，一至於此」。後來袁黃被李如松彈劾了十條罪過，其中一條就是他在「左道惑眾」，連帶著一些對王學有興趣的朝鮮儒生，都被問罪處罰。
在這種情緒帶動之下，朝鮮官員對宋應昌的一切都看不慣，種種記載里頗多譏諷。諷刺的是，這種激烈反彈與爭論，反而讓王學在朝鮮人所共知，引發了更多人思考，並最終發展出朝鮮陽明學分支的江華學派，也算是無心插柳。宋應昌、袁黃若知後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畢，咱們回到正題。
宋應昌走了，顧養謙來了。
顧養謙是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時任兵部左侍郎兼薊遼總督，也算是一號人物。石星推薦他，一是因為他辦事水平不錯；二是因為他沒參與過抗日戰爭，政治上沒有包袱，可以毫無心結地展開議和活動。
比起宋應昌來說，顧養謙推動議和不遺餘力，真心誠意，因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談，只有和平才是顯示出他的價值來。
可是他甫一上任，並沒有急於表露出自己的態度。此時朝廷局面還亂得很，如果主戰，會被主和派攻擊；主和，會被主戰派攻擊，左右都不是人，顧養謙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應昌一個下場。
顧養謙一直在等，等一個合適的契機。
大明朝廷里主戰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於日本的態度：主和的認為日本已經表現出恭順，可以安撫；主戰的認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沒表現出臣服的姿態。
如若有什麼證據證明日本確實服軟了，那就好辦了。
說證據，證據還就真來了。
沈惟敬、內藤如安偽造好了《關白降表》以後，興沖沖地來找宋應昌。結果宋應昌沒找到，他們碰到了顧養謙。
顧養謙一看，樂了，這可真是瞌睡時來個了枕頭哇。有了這份關白降表，事情就好說了。
然後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萬曆皇帝商量，說日本人已經把降表給準備好了，看能不能把對日本提出的條件再弄的優厚一點，從「只封不貢」改為「封貢並行。」這可以理解，開出的好處越多，和談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戰派一看顧養謙這小子又來這一套，綿綿不斷的彈劾又攻了上來。但這一次顧養謙扛住了，因為他上頭有石星頂著。
石星之前沒出手保宋應昌，是因為後者跟他的戰略思路不合，現在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