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個叫豐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鮮半島附近畫了一個圈。
此刻的整個日本，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工地：沿海隨處可見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條新船滑入大海；鐵炮工坊里火星亂濺，無數工匠揮汗如雨地打造著鐵炮；巍峨的名護屋天守已初見雛形，只待工匠們的最後修飾；來自全國各地的軍隊排著長長的隊列，高舉自家的家紋，從家鄉朝著九州匯聚而來，他們的身後則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糧草與輜重車隊。
這一切古怪的異動，引起了一位中國人的注意。
這個人叫做許儀後，又名許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為生，跟後世名人許三多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許儀後在隆慶五年外出作生意，結果在廣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幾經輾轉被賣到了日本去。
當時被倭寇擄掠到日本的中國人很多，在官方分類里，被稱為「逋逃之種」。在「逋逃之種」里，許儀後算是運氣比較好的，他精通醫術，沒怎麼受到虐待。一次偶爾的機會，他憑藉醫術救了薩摩藩島津家的小孩，大為感激的藩主島津義久把他留在了身邊，擔任御用醫師。於是許儀後便定居在薩摩，娶妻生子。
許儀後這個人，天生古道熱腸。雖然他已經脫離了倭寇的威脅，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齒，一心想為他們做點什麼。
秀吉進攻九州之時，島津義久見無法抵擋兵威，便身披僧衣開城投降。他去覲見秀吉時，許儀後也隨侍左右。見到秀吉之後，許儀後作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咕咚一聲跪倒在地，哭著把自己的經歷講述了一遍，懇求秀吉下重手懲治倭寇。
秀吉對許儀後的這種膽量十分欣賞，正好他有意為日本海商掃平海道，便做了個順水人情，下達倭寇取締令，發兵剿滅海賊。從此島津義久對許儀後刮目相看，愈加重視，覺得這傢伙有膽識有魄力。
進入萬曆十九年以後，許儀後發現最近薩摩藩變得十分熱鬧，出現了大量外藩武士與足輕。從這些人的穿著與旗號判斷，應該是屬於本州、四國等地的諸家大名。他久居島津家，接觸的都是藩內高層，政治嗅覺十分靈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經統一，再無戰事。如此大規模地厲兵秣馬，唯一的解釋就是對海外用兵。
日本列島孤懸海外，對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鮮。
朝鮮是大明的藩國，倘若朝鮮被攻擊，大明勢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與日本發生碰撞，那將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許儀後雖只是個醫師，卻擁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識到，一場大規模戰爭迫在眉睫，必須得做點什麼。於是，許保儀利用自己在島津藩的地位，不動聲色地開始展開調查。
調查的結果讓他大吃一驚，秀吉的目標不是朝鮮，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鯨吞中華的春秋大夢。
許儀後雖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卻從未冷，對故國仍舊心懷眷顧。加上許儀後自己也是倭亂的受害者之一，無論從公從私，他都不能對這一異動坐視不理。
他知道，大明對於日本這個小國的了解近乎於零，如果只是簡單地把秀吉的計畫傳遞過去，未必會引起重視。因此，許儀後決定要準備一份務求詳細的報告，要把日本國情原原本本地詳述，以便祖國參考。
這位愛國者開始不動聲色地收集情報，利用御醫的身份四處探聽。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在政治、經濟方面駕輕就熟，可一涉及到軍事，他這個行外人就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必須得找一個幫手——這個幫手必須是中國人，而且要知兵。
於是，整個壬辰戰爭中最神秘也最富戲劇性的人物出現了。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郭國安，福建人，在薩摩藩擔任下級軍官。他究竟怎麼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島津家軍隊的，已經謾無可考。但從他能夠在薩摩藩擔任軍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國安是頗有才幹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後來參加了侵朝戰爭，衍生出許多精彩故事，我們留到壬辰戰爭中再說。
郭國安利用自己在軍中的影響力，暗中配合許儀後。兩個人忙碌了很久，最終把第一手情報匯聚一處，總結成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大約五千多字，裡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陳日本國之詳；一陳日本入寇之由；一陳禦寇之策；一陳日本關白之由；一陳日本六十六國之名；復陳未盡之事。林林總總，涵蓋了日本國的方方面面，內容極之詳盡，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國安手筆外，其他皆是許儀後的心血寫成。報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詳細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報告是寫完了，但怎麼送到大明手裡，卻是一個問題。許儀後本來打算「親奔告陳」可他身為島津藩御用醫生，家裡又有老婆孩子，根本無法脫身，只能從來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萬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許儀後先後找了兩批商人，讓他們代為傳達。可這兩批人都不太靠譜兒，他們離開以後，許儀後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費，天天晚上睡不著覺，夙夜憂嘆，這時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著胸脯說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這個人是許儀後的江西同鄉，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撫州人。他本在南海販賣布匹，結果遭遇了倭寇，被擄至薩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寫經文。恰好許儀後去寺里燒香，聽到朱均旺說家鄉話，大為欣喜，通過島津義久的關係把朱均旺解救出來，收為弟子，留在身邊抄寫藥方。
朱均旺對許儀後感激涕零，看到他這麼憂愁，便毅然站出來，主動要求當信使。
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說海外風高浪急，單是政治上的風險，就相當之大。秀吉那時候已經採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來明商都不許下船，生怕泄露情報，一般人很難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順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來——總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為報許之恩，對這些毫不畏懼，許儀後大為欣喜。信使的問題解決以後，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國。
許儀後經過奔走聯絡，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紹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帶走，但是得等這船貨物在日本賣完，才能拔錨啟程。許儀後沒奈何，只能耐心等候。這一等，卻等出了一樁大禍事。
他之前四處奔走搜集情報的舉動，背著日本人，卻沒瞞著中國人。這些旅居薩摩的中國人中，偏偏有那麼幾個人，不知出於什麼動機，把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親信淺野長政那裡。
淺野長政一聽還有這樣的事，不敢怠慢，立刻彙報給了秀吉。秀吉正做著征服大明的春秋大夢，陡聞有人要壞他的事，還是自己施過恩的許儀後，不禁勃然大怒，聲稱要狠狠地整治一下這個忘恩負義的混賬東西。
這一場禍事，當真不小。許儀後被關到監獄裡，知道自己這次必然無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籌劃，沒有吐露出郭國安、朱均旺或者林紹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對於許保儀的罪名，淺野長政本來裁定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話：「咱們不是新鑄了幾口大鍋嗎？就把許三官那小子擱鍋里煎死算了！」
許儀後出事以後，急壞了島津義久。他跟這位御醫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處說，歲久本人對於秀吉這場戰爭毫無興趣，許儀後投書大明之事，其實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這事出在薩摩藩，島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說不定人沒救出來，反被扣了頂「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義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頭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從未在戰場上被秀吉打敗過，坐擁關東二百萬石，是日本豐臣氏之後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會不賣。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盤算，打算借這個機會市恩於島津氏，為以後的爭奪天下埋下一點伏筆。
於是，德川家康給秀吉寫了一封求情信，這封信寫的很藝術，充分顯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沒正面為許儀後辯解，而是先批評了一通許儀後通敵之罪，然後話鋒一轉，說現在不光是許儀後，在日的中國人都對政府不滿，如果把他處罰，反顯得咱們小肚雞腸。如果太閣你把他赦免了，顯出寬闊的胸襟，大家就會感佩您的度量，說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這封信完全號住了太閣大人的脈：秀吉內心最想要的，是別人對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這封信，深以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許儀後泄密之罪，只是象徵性地申飭了一下，趕回了薩摩藩。
許儀後死裡逃生回到薩摩，卻一點也沒被嚇到，依然不改前志，繼續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萬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終於要揚帆回國了——這時候，偏偏又節外生枝。
那時候距離開戰已不足三個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