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恩應趨宮門，但當然是不會召見的。袁世凱這由天津去而復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對他的「盛名」自然有損。一段的清議，多喜拿他這一次的遭遇，與翁同龢、瞿鴻璣的被逐，相提並論。翁瞿都是在最紅的當兒，一頭從九霄雲上栽下來，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擊，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養痾，要重得多，但無不寵辱不驚，從容以處，真彷彿如孟子所說的，胸中有一團浩然之氣。相形之下，見得讀書人的尊貴，就算他們是矯情鎮物，也是涵養功深，遠非袁世凱所及。
不過，這一番張皇，亦有收穫，至少可以證明，大權在握的載灃不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會象翁同龢那樣，已經被逐，復有交地方官編管的嚴譴。因此，見風使舵慣了的一班人，覺得稍稍親近，亦不自妨，錫拉衚衕的袁宅，固不可復見臣門如市的盛況，卻不似奉嚴旨那天那樣的凄涼了。
計畫當然改變了，袁克定留京供職，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來話別的人，絡繹不絕，最使得袁世凱感動的，自然是張之洞。
大開中門，迎到廳上，請張之洞升了炕，袁世凱命長子率領諸弟，一字排開，磕下頭去。口不言謝，而意在叩謝張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顯然的。
「不敢當，不敢當！」張之洞欠身虛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來，他只跟袁克文說話：「豹岑近來看的什麼書啊？」
袁克文絕頂聰明而學無專長，最近在看吳大澂、葉昌熾為潘祖蔭捉刀的、有關碑帖的著作，知道張之洞很討厭這些玩藝，所以答說：「在讀杜詩！」
「你是第幾遍讀？」
「第三遍。」
「不夠，不夠！」
於是張之洞由杜詩談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詩談到宋詞，滔滔不絕，一談便是半個鐘頭，不容人張嘴。好不容易才讓袁世凱插進一句話去：「中堂就請在舍間便飯。」
「不，不！」張之洞說：「琴軒約了我談事，我該去了。」
「中堂這麼說，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凱說：「如果是前幾天，我把那中堂請了來，也是一樣。」
「如果是前幾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擾琴軒了。」張之洞面現悽惶：「慰庭，你這一走，就該輪到我了。」
「那是決不會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欽顯皇后特達之知，國家柱石，攝政王極敬重中堂的，聽說曾跟中堂虛心請教，如此批折，足見是以師禮待中堂。」
「我請攝政王多看看『雍正硃批諭旨』。」張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終於搖搖頭說：「『南人不相宋家傳』，南人亦可哀也已！」說完，踱著方步往外走。
袁世凱帶著他的兒子送到停在廳前的轎子邊，看他上轎抬走，方始轉回身來，一面走，一面問：「南皮剛才念的那句詩，我沒有聽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傳』。」袁克文答說：「彷彿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詩。」
「你倒找來我看看。」袁世凱說：「何以南人可哀。」
雖說全眷回籍，其實還是袁世凱先走，家眷隨後出京。因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軍稍微寬一點。充軍是旨下即行，出城找個地方暫住，再備行裝，奉旨回籍雖不必這樣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鴻璣之例，為袁世凱掛了花車，可是送行的場面，卻不能相比。瞿鴻璣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門生，捧老師的場，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時不自檢點，驟失簾眷，被禍到此為止，決不會有何株連，且很可能還有復起之日，不妨留個將來京華重見的餘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凱不同。私宅致意，還不甚要緊，公然車站送行，顧慮甚多，亦因為袁世凱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車之時，情景凄涼，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兩個僚友送行。
一個是學部侍郎嚴修。他在北洋為袁世凱專管學務，由此而得循資晉陞為學部侍郎。就私誼而論，對袁世凱自不無知己之感，所以前幾天特為袁世凱打抱不平，抗疏相爭，說「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其功當然不必再談，其罪又何可明言？攝政王看的這個摺子，唯有把它「淹」了。而嚴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慮告病辭官。
另一個是楊度，現在以四品京堂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九年立憲，細列按年應辦事項的「清單」，就出於他的手筆。此人如在戰國，早已肘懸斗大金印，無奈他得識袁世凱時，已無開府北洋的風光。不過以他策土的眼光來看，可成大事者，始終只有一個袁世凱。
這天特地來送行，一則有傾心結交之意，再則亦有自高聲價的作用，「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他之來送袁世凱，若能予人以這樣的印象，便是絕大的收穫。
嚴修一上了花車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楊度自然追陪。袁世凱卻大為不安，「兩位厚愛，我自然感激。不過流言甚多，連我都被中傷了。」他很懇切地說：「兩位請吧！」
「聚久別速，後會又不知在什麼時候，趁此機會，多談一談！」
「別自有說，禍不足懼！」楊度接著嚴修的話說。
袁世凱知道他「別自有說」是由於梁啟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憲派的中堅分子，不管是到京請願，或者著書立說，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應。所以他敢大言：「禍不足懼！」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憲派嗎？襄贊其事，很出了些力，也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響，處處跟自己作對。同樣是立憲派，何可有兩種絕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凱由這一點聯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詔初頒時，康有為竟發通電，指他「弒君」，益覺不平。於是徐徐說道：「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這是千秋萬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參末議，對歷史是交代得過的。我之被禍，未嘗不由改革官制，設憲政編查館而來，不過清夜捫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張四先生跟我交誼不終，通國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憲，他寫信給我，說『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誤會，一旦渙然，實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這是指張謇與他絕交二十年而復交一事，袁世凱得意之情，溢於詞色，臨歧話別，而有此豪情快語，自然使人高興，楊度不由得從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蘭地，以蓋作杯，快浮一白。
「不過，如今談立憲，亦猶如三十年前談洋務，太時髦了！是故立憲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凱拍著楊度的手背說：「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後英雄，可稱憲政的保姆，自然是立憲派。我看康梁就不見得了。」
「康梁師弟，似乎應有所區分。」嚴修說道：「如混為一談，稍欠公道。」
「誠然，誠然！」袁世凱很快地說，然後轉臉問道：「有個叫胡衍鴻的革命黨，晢子，你熟不熟？」
「怎麼不熟？他是廣東人，一名漢民，字展堂。筆下很來得，我們在東京常有往還的。」
「好！」袁世凱略一躊躇又說：「我是開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談談，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報》給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還記得題目叫做《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記》，這『廣東某君』據說就是胡衍鴻。其中記戊戌那年的內幕，頗得實情。」
這一說，嚴修跟楊度都大感興趣，因為天下皆知，戊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如今由當事人親口道來，自非道聽途說可比，所以都凝神靜聽。
「這胡衍鴻，我很佩服他！他說康有為一變再變，自欺欺人，一點不錯。康有為前後有『五個退化』。」
所謂「五個退化」是胡衍鴻的批評：「康有為初時，說要創一個大教。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必因為師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卻用不著，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平心論之，康有為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號『長素』，爭長素王，語雖狂妄，志氣之高確不可及。」嚴修問：「『退化』何說？」
照胡衍鴻的說法，康有為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氣上是退化了一級。不過他講民主，也講民族，說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亦未足為非。
及至由舉人中了進士，去民遠而去官近，大談立憲，這立憲自然是君主立憲，無形中變成「保大清」，志氣上又退了一級。
到得上書言事，「屢蒙召見」，康有為論調又一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為實在連議院也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的好皇上，但求講變法夠了！」這樣，志氣上豈非又退一級？
戊戌改變後，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命他起兵勤王，結果變做保皇。」胡衍鴻的詞鋒很銳利，他說：「勤王、保皇本應該沒有分別，然而解釋起來卻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著勤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