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德會操一共舉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練馬隊，第二天南北兩軍「遭遇戰」，第三天考驗士兵的戰技，第四天大閱。中午大宴中外參觀賓客及兩軍將佐，第五天袁世凱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報告，載振與徐世昌奉旨出關「查辦事件」。原來東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雜稅甚多，自從由日、俄兩國接收過來，派趙爾巽為奉天將軍以後，他任用一個當過廣西巡撫，素以精刻知名的揚州人史念祖整頓稅務。這一來，上下其手的蠹吏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動了一個工科給事中張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沒有太離譜的攻擊，只說奉天捐稅煩苛，商民頗以為苦。其時已決定東三省將改行剩趙爾巽本已內定為第一任總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決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內舉不避親，主張派載振去查辦，因為苛稅病商，自與商部有關。而況，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學士，便是派親貴，載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過，載振到底更事不多，還得派一個老成人作為輔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軍機處有大更動，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關去看看，有何機會。所以向奕劻自告奮勇，瞿鴻璣亦不反對，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欽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況載振又是換帖弟兄，袁世凱覺得於公於私，都必得格外盡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段芝貴，專為載振辦差。
段芝貴別無所長，只是善於伺候貴人。他在天津聲色場中，是個闊客，袁世凱是知道的，而載振是頭號絝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則派段芝貴為載振辦的差使是什麼？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於是，段芝貴特意去找一個朋友。此人是長蘆的鹽商，捐了個兵部候補郎中的官銜，名叫王錫瑛，字益孫，跟段芝貴一起玩兒，結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當時便將袁世凱交辦的任務，細說了一遍，問王錫瑛：「有什麼好主意，能叫振貝子玩兒得痛快？」
「振貝子喜歡什麼？」
「他？」段芝貴突然想起來了，「從前有個謝珊珊，你知道嗎？」
「不是唱髦兒戲的嗎？」
向來伶人皆為男角，俗稱「相公」，又稱「象姑」。洪楊以後，始有女伶，起於上海，稱之為「髦兒戲」。謝珊珊是蘇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裡很紅過一陣子。
「不錯！」段芝貴說：「謝瑚珊唱過髦兒戲，還跟振貝子配過戲。」
「著！」正錫瑛猛然一拍腦袋，「怎麼這檔子事就會想不起來？」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東城余園的一件新聞。余園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過兩廣總督的瑞麟的舊居，庚子之亂遭了災，荒廢不復可祝及至迴鑾以後，市面漸漸恢複，東城修了大馬路，起了大洋樓，繁盛勝於往時，於是有人買下余園，修葺樓台，補植花木，開了一家大館子。載振是余園的常客，經常在那裡流連終日，也經常邀一班少年親貴在那裡串戲，「侗五爺」溥侗、「七爺」載濤的玩藝是連內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來把場，如果遇到肅親王善耆粉墨登場，那就更熱鬧了，起碼有四五個名角到後台來「伺候」。
看看鬧得太過分了，台諫中頗有人表示憤慨，恰好載振跟謝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樓配，便有位「都老爺」張元奇上折參劾，上諭載振自加檢點。余園風流，頓時消歇，謝珊珊不知所終，載振每一提起來，總有餘憾莫釋之慨。
「振貝子不喜象姑，那好辦！」王錫瑛說：「我已經看中了一個人了，就怕段二爺你老心裡覺得不是味兒。」
這一說，段芝貴知道他指的是誰，反唇相譏地笑道：「莫非你心裡就不犯酸？」
原來段、王二人都捧一個叫楊翠喜的坤伶。這楊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從小父母雙亡，為族叔賣給一家姓楊的作養女，取名楊翠喜。這姓楊的是戲班子里的「文潮，其實正當髦兒戲開始風行，便將楊翠喜送去學戲，應的花旦這一行。
到得十六七歲，楊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勝於藝。喜歡聽髦兒戲的，本就選色重於徵歌，因此，楊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園，露演未幾，便即大紅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幾，但論貴則段芝貴，論富則王錫瑛。有此兩人護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卻步了。
段、王雖同捧楊翠喜，卻並不爭風吃醋，這是因為楊翠喜受了養母的教，手腕頗為高明，對兩人都是不即不離，若拒若迎，而又銖兩相稱，不讓誰覺得受了委屈，而又總存著一個遲早得親薌澤的想頭，才得以相安無事。
也就因為如此，王錫瑛出這麼一個主意，段芝貴心裡不會犯酸。不過，他也不願將可居的「奇貨」輕易「脫手」，思量著得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從載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處。
「段二爺，我們買賣人是發了財才陞官，你老是貴人，就得陞官，才能發財。何不弄個督撫做做？」
段芝貴心想王錫瑛畢竟是商人，對宦途經歷，不甚了了。一個候補道想一躍而為督撫，簡直是做夢！就算是實缺道員，亦得先放臬司，再轉藩司，經過「監司」這個階段，才有升為巡撫的希望。
當然，這話可以不必跟他說，丟開一邊，只談如何伺候得振貝子稱心如意。
就在載振與徐世昌到達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見諸上諭。事先，已有電報預告，所以袁世凱關照，電旨一到，隨即譯送。由於這是清朝開國，至少是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來，破天荒的大舉措，所以上諭長達三千言，抄碼譯文，頗費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閱。
這道上諭分為兩部分，前面是總司核定的奕劻、孫家鼐與瞿鴻璣的會奏，引敘共同編纂新官制的上諭之後，先有一段頌聖表功的引敘：「仰見皇太后、皇上力拯時艱，通變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頌同聲：實中國轉弱為強之關鍵。茲事體大，臣等仰稟聖謨，總司核定，斷不敢草率從事，亦不敢敷衍塞責。月余以來，准釐定官制大臣載澤等陸續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詳核，反覆商榷，間有未協，次第更定。京內各官，現已竣事。」
緊接著是談改定官制的準則，以及現行官制的缺失：「竊維此次改定官制，既為預備立憲之基，自以所定官制與憲政相近為要義。按立憲國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並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其意美法良，則諭旨所謂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兩言盡之矣！蓋今日積弊之難清，實由於責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一則許可權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借行政之名義，創為不平之法律，而為協輿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權，則有徇平時之愛憎，變更一定之法律，以意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謀聽斷之便利，製為嚴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舉人民之權利生命，遂妨害於無形。此許可權不分，責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則職任之不明。政以分職而理，謀以專任而成。今則一堂有六官，是數人共一職也，其半為冗員可知，一人而歷官各部，是一人更數職也，其必無專長滅見。數人分一任，則築室道謀，弊在玩時；一人兼數差，則日不暇給，弊在廢事。是故賢者累於牽制，不肖者安於推諉。是職任不明，責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來的電文，到此為止。袁世凱與張一麟各推敲久久，認為大端之一的「許可權不分」，講司法獨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職任不明」這一條就很難說了。
顯然的，說「一堂有六官，其半為冗員」，則各部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定會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許多人的飯碗，必定有人切齒痛恨地在罵，「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袁世凱倒有些失悔於鼓吹改官制一舉了。
第二次送來的電文，接敘大端之三：
「一則名實不副。名為吏部，但司簽掣之事，並無銓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並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儀之事，並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並無統御之權，是名實不副，責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積弊，因此釐定官制，即以「清積弊，定責成」為指歸。首先是「分權以定限」，除立法暫設資政院外，行政、司法兩權的區分是：「行政之事，則專屬之內閣各部大臣。內閣有總理大臣，各部尚書亦為內閣政務大臣，故分之為各部，合之皆為政府，而情無隔閡，入則同參閣議，出則各治部務，而事可貫通。
如是則中央集權之勢成，政策統一之效著。司法之權，則專屬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此三權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資政院以持公論，有都察院以任糾彈，有審計院以查濫費，亦皆獨立，不為內閣所節制，而轉能監督閣臣，此分權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獨立了，看樣子，上諭必會允准，但內閣制，則在未定之天。
袁世凱急於想知道結果，無奈原奏還有「正名以核實」與「分職以專任」兩大條，不能不耐心看完：「次正名以核實。巡警為民政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