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俄醞釀談和之時，從天津到南京城，冠蓋往來，有好些大事正在發端。
這些大事都屬於新政。從辛丑迴鑾以來，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說服，實行新政為奮發圖強的不二法門。但新政經緯萬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勢的影響而逐步推行的，如廣設學校、振興商務等等，而有些經世立國的大計，非局勢相當穩定，不能舉辦。
如今日俄戰爭行將結束，東三省的收回，在美國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軍機處、北洋大臣衙門、湖廣總督衙門都大忙特忙，定方針、擬條陳、立計畫，函電交馳，一些被有意、無意所擱置的大事，開始發動了。
不過，在發動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顧忌。袁世凱與張之洞的看法接近，實行新政，首須排除障礙，如王文韶在位，徹底廢除科舉則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觀望之心，學校難期普遍設立。結果是王文韶被開去軍機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為瞿鴻璣對他的印象還不壞，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軍機」，在軍機大臣中「學習行走」，並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親貴及滿漢之見甚深的人，對袁世凱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為他暗則撐腰，明則揄揚，動輒問說：「去了袁慰庭，誰能替他？尤其是練兵，更少不得此人！」這話很能塞人的口，想來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個可以接替袁世凱的人。當然，這個人要從旗人中去找。
於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鐵良，得以脫穎而出。先由未任實缺的道員，一躍而為戶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轉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蘇各省中，清查庫藏及武備。此行歷時半年，經過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處，盤查藩庫，校閱營伍，附帶考查炮台、水師及武備學堂，回京復命時，上了一個數萬言的奏摺，細陳各省軍隊的實況，從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沒有一個能把這個拖沓瑣碎的奏摺看完，但有這樣一個印象：鐵良辦事很認真。
此外，對於各省的收支，亦有詳細奏報，且有整頓稅收的建議。最有關係的是，奏請兩湖設在宜昌的土膏稅捐局，改組為兩湖、兩廣、江蘇、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總局，徵收土產、鴉片的統捐，「一稅之外，聽其所之」，如非「落地銷售」，不另徵稅。較之以前的厘金，逢關過卡，節節抽收，輕得太多。稅輕則私減，稅收必可大增。練兵處奏定，各省只照未設土膏總局以前的額數提撥，溢收之數，專案存貯，作為練兵之用。
因此，鐵良又予親貴一個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財。這便可以賦練兵籌餉的重任，將來取袁世凱而代之。所以緊接著徐世昌的任命以後，慈禧太后派鐵良署理兵部尚書，與徐世昌會辦練兵事宜，而且已內定派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還有些緊要的差缺調動，最令人矚目的，一是趙爾巽外放為盛京將軍，準備接收東三省，一是八省土膏總局總辦，簡派貴州巡撫柯逢時充任。
這個職位，一望而知是日進斗金的好差使。在鐵良的原奏中說：「總辦八省稅捐，責任綦重，現充該局總辦補用道孫廷林，雖稱熟悉情形，究恐難資統攝，應請特派大員管理。」
話雖如此，總以為所謂「大員」也者，無非外任監司、內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問有此資格的人，紛紛活動，削尖了腦袋往上鑽，卻未想到會落在當過封疆大吏的柯逢時頭上。
原來其中別有作用。這柯逢時是光緒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遜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時是個正人君子，但一任陝西學政，再遷兩淮鹽運司，素行頓改，揣摩風氣，多用心計，參劾屬員。條舉新政，一時有能員之稱。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將廣西巡撫王之春攆走，朝廷即以柯逢時繼任。
其實岑春煊移節廣西，指揮剿匪。「督撫同城」往往勢如水火，何況是岑春煊當總督？
岑春煊當然不會將柯逢時放在眼裡，遇事獨斷獨行，根本就沒有巡撫參與的餘地。柯逢時心想，廣西巡撫不比廣東巡撫，自己的權柄無端為岑春煊所奪，這口氣實在有點咽不下，一直在找機會，想辦法，要給岑春煊一個難堪。
辦法想出來了。岑春煊是貴公子出身，儘管動輒參劾屬下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錢回家，起居享用，並不委屈。行轅中經常有宴會，亦經常傳戲班子以娛賓客。
柯逢時便是在這件事上想出來的辦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傳戲，他親自帶著撫標兵丁，守在路上，戲班子經過，問明去向，即以「時值用兵，益禁戲劇」的理由，勒令戲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氣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時竟無計可施。
睚玭之怨必報的岑春煊，由此開始，多方面打聽柯逢時的劣跡，準備拿住把柄，狠狠參上一本，不但革職，還要查辦，不但查辦，還要下獄，方解心頭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時必有貪墨之行，因為他在未調廣西巡撫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過十一個月的巡撫，政聲甚劣，相傳他離任時，江西人以一聯一額贈行，對聯集句：「逢君之惡，罪不容於死；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平頭嵌「逢時」二字。橫額則是大聲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罵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說，這一聯一額出自王湘綺的手筆，柯逢時對他，亦猶如岑春煊之於柯逢時，恨之刺骨而無可如何。
但是，在廣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於是有人為岑春煊解嘲：「柯遜庵震於大帥的威望，想貪不敢貪。節杖所至，真足以廉頑立懦。」這話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還是饒不了柯逢時，在奏報軍情時，夾了一個附片，說柯逢時「遇事執拗，不達軍情」，人地不宜，奏請開缺。這與貪污瀆職不同，只能調任，不能處分，便拿他與貴州巡撫對調。廣西是中省，貴州是小省，這一調無形中等於作了懲罰，在岑春煊當然快意，而柯逢時則大感委屈，因而託病不肯到任，卻攜了在江西所積的宦囊，遠遊京津，由同年榮慶的介紹，搭上了奕劻的一條線。不過，他之能夠巴結上這個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於對奕劻的孝敬，一半卻由於他膽敢捋岑春煊的虎鬚，袁世凱認為應該獎勵的緣故。
就在上諭：「大學士王文韶，當差多年，勤勞卓著。現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對，起跪未免艱難，自應量予體恤，著開去軍機大臣差使，以節勞勩。」的第三天，由袁世凱領銜，會同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周馥，聯名入奏，請於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接著，下了一道上諭：「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查，用備甄采，毋負委任。」
旨意中不提憲政，袁世凱等人奏請立憲的原折亦留中不發，朝廷的意向就很明顯了。好些自命識時務的功名之士，為了東西洋的立憲政體，尤其是日本「明治維新」，繼以立憲所獲致的實效，買了好些書日夜鑽研。「虛君制度」、「責任內閣」、「上下院議員」、「行使同意權」等等名詞，琅琅上口，滿以為重臣會奏的摺子一發抄，必是廣咨博議，那時應詔陳言，平步青雲，富貴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諭中有「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的話，可見朝廷對遣官考查政治，視作經常應辦之事，不論如何，出洋去走一趟，總是好事。所以仍舊有些人很起勁，上條陳、上說帖，都在「洞達原委」這句話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書桌上，無不堆滿了這些文章。
可是沒有一個人肯下工夫去細看，因為都知道朝廷此舉，是搪塞民意，根本沒有什麼「還政於民」的打算。那些「離經叛道」的文字不看沒有事，看了難免印入腦中，一不小心，形諸口頭，尤其是在奏對之時，更為不妙，所以是不理會的好。
因此，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結差使，有的為了長身價，有的志在廣見聞，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購古董，而載澤則另有深心。
原來自載灃赴德謝罪歸來，談起瀛海之游的見聞，親貴中都憬然有悟，歐洲的王室，安富尊榮，長享太平歲月，都有一套維繫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國是由親貴典軍，將兵權抓在手裡，才能保證政權於不墜，所以載灃已經奏明慈禧太后，將他的兩個胞弟，老六載洵、老大載濤，送到德國去留學，一個學海軍，一個學陸軍。
除此以外，當然還有別樣方法，但非實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與王室交遊，不能悉其底蘊，而交遊必須地位相當，是故非派親貴不可。但派到載澤，卻別有緣故。
載澤是疏宗——聖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傳為「奕」字輩，其中有個奕棖，有七個兒子，頂小的就是載澤。幼年隨母入宮朝賀，以偶然的機緣，頗得慈禧太后的憐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