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漸相信這世界想要告訴我一些什麼，要給我訊息、徵兆、警告。自從我來到佩特廓，便注意到這一點。每天早晨，我離開科吉瓦公寓，作例行散步，一直走到碼頭，走過氣象台，我想到世界末日正在來臨，或者說，已經進行很久了。如果世界末日可以限定在某一特定點的話，那會是佩特廓的氣象台：四根不太穩靠的柱子和房屋支撐著一個波浪形的鐵皮頂蓋，一個棚架上頭排列著一些記錄用的氣壓計、濕度計和溫度計，以及劃線的紙捲，紙捲頂著一隻振盪擺動的筆尖，隨著緩慢的滴答聲轉動。氣象台的易脆儀器還包括一支高聳的天線頂端的一支風向標，一個量雨計的短胖漏斗。氣象台孤立在市立公園內一個陡坡的邊緣，襯映著靜止而無變化的珍珠灰的天空，看起來像是一個捕捉旋風的圈套，一個誘餌，擺在那兒吸引遙遠的熱帶海洋的捲水柱，它本身就是颶風肆虐過後最佳的殘留遺物。
好多天以來，我所看見的一切，對我而言似乎都充滿了意義：這些訊息很難和別人溝通，很難詮釋或用文字翻譯，唯其如此，在我看來才顯得關係重大。那是和我以及這世界有關的告示或預兆：對我來說，不僅我的生存的外在事件，也包括我的內在、我的內心深處所發生的事；對世界而言，非單指某一特定事件，而是一切事物的一般存在方式。你就會明白，除非利用寓言，否則我很難說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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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今天，我看見一隻手從監獄的窗戶伸出來，朝向海。當時，我照例沿港口的堤防走，正走到古堡壘底下。堡壘四周以傾斜的圍牆圍住，窗子有兩三層鐵柵保護，看起來像窗帘。我明知有犯人關在裏頭，卻總是把這堡壘看成隋性元素、礦物界的東西。因此，那隻手的出現令我訝異，彷彿是從懸崖上伸出來似的。它的位置頗不尋常，我推斷窗戶設在囚室的高處，懸砌在牆上，囚犯得表演走索的特技或軟骨功，才能把手伸出重重鐵柵，在空中招搖。這不是某個犯人在對我或別人做信號，我不那樣認為，當時在現場，我一點也沒聯想到犯人，我得說，那隻手細白而修長，和我的沒兩樣，毫無那種我們會在一般罪犯身上看到的粗糙。對我而言，那是一個來自岩石的訊號：石頭要告訴我，我們的本質相通，因此，某些構成我這個人的東西將會留存下去，不會隨著世界末日而消失；在喪失生命，喪失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記憶的荒漠中，某一種溝通仍舊可能。以上所敘述的是我所注意到的第一印象，那才是重要的印象。
今天，我走到瞭望台，從那裏向下望，可以看到一小片海灘，杳無人蹤，對著灰濛濛的大海。一些柳條椅子，椅背高而曲折，有如籃子一般，迎著風，排列成半圓形，似乎暗示著一個人類已經消失而一切都在訴說其曠缺的世界。我感到一陣暈眩，彷彿我只是從一個世界躍入另一個世界，而我卻是在世界末日剛發生不久以後才抵達這兩個世界的。
半小時後，我又打瞭望台經過。一張背對我的椅子上，有一細條絲帶在飄揚。我沿陡峭的海岬小路，直走下岩棚，那裏的視野迥然不同。正如我所預期，蘇伊妲小姐坐在椅子上，整個人被柳條板擋住，戴著一頂白色草帽，畫具攤放在大腿上，正在畫貝殼。我並不樂意見到她；今天早晨那些不吉利的訊號使我打消了和她搭訕的念頭；大約三周以來，我在海邊懸崖和沙丘散步時，都會遇見她單獨一人，而我所想的，不過是和她說說話而已——真的，我每天從公寓出來，所懷抱的就是這個動機，但每天都被一些事給耽延了。
蘇伊妲小姐住在海洋百合旅館；我到旅館向接待員問出她的名字。她也許知道此事，這個季節在佩特廓度假的人很少；年輕的更屈指可數。這麼常常遇見我，她也許也在期待有一天我會同她說說話吧。
構成我們會晤的障礙不止一端。第一，蘇伊妲小姐收集貝殼也在畫貝殼；我在童年也收集過漂亮貝殼，後來便放棄，而且把諸如各種不同的貝殼的屬類、形態、地理分布等等忘得一乾二淨了。和蘇伊妲小姐講話不免會談到貝殼，我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態度，假裝完全不懂呢，抑或喚回模糊的記憶？貝殼這東西迫使我思索我和自己的生命的關係，我的一生包括一些從未完成而卻大半被抹拭掉的東西；我由於忐忑不安而躊躇不前。
再說，這女孩專注於畫貝殼此一事實表示她在追尋形式的完美——這世界可能具有完美，因而必須加以追求；我卻相反，多年來相信完美可遇而不可求；因而不值得關心，事物真正的本質只流露在分崩離析的狀態中。如果我要接近蘇伊妲小姐，勢必表示欣賞她的畫——就我所見，那是品質精緻優雅的東西——如此一來，一開始我就得假裝同意我所反對的一種美學和道德理想，或者一開始就表明我的感覺，冒著傷害她的危險。
第三種障礙：雖然依照醫生的指示，住到這海邊來，我的健康已經改善很多，但仍會影響我出門和陌生人接觸的機會；我仍受制於間歇性的疾病，尤其是令人不勝其煩的濕疹週期性的惡化，教我打消了任何社交的念頭。
我經常會在氣象台遇見氣象學家高德瑞先生，和他閒聊幾句。高德瑞先生總是在中午時分過來檢查儀表。他高高瘦瘦，臉色憂鬱，有點像美國印第安人。他騎腳踏車，一路上兩眼直視前方，彷彿必須全神貫注才能保持平衡似的。他把腳踏車停靠在小屋，從手把上滑下一個袋子，從袋中拿出一本紙頁寬窄的冊子。他爬階梯上了平台，寫下儀器所記錄的數字，有的用鉛筆，有的用一隻短胖鋼筆，謹慎專注，一刻也不放鬆。他在外套底下穿著燈籠褲；全身衣著不是灰色就是黑白花格子，包括有帽簷的帽子在內。他只有在記錄完畢以後才注意到我在看他，熱烈地同我打招呼。
我已經體會出高德瑞先生的存在對我意義重大：知道世上仍有人表現出小心審慎和系統性的專注——雖然我十分明白這一切全屬徒勞無功——帶給我安撫作用，也許因為它彌補了我那含糊茫然的生活方式——雖然我對生命已有結論，對這種生活方式卻一直感到不安。因此，我會停下來，觀察這位氣象學家，甚至和他交談，雖則我感興趣的不是談話內容本身。他和我聊天氣，自然會引用專門術語，談到氣壓變化對健康的影響，也會談到我們生存的這個不穩定的時代，並引述一些當地人的逸聞或他在報上讀到的新聞做例證。這時，他的個性不像初看時那樣含蓄；他熱中他的話題，語言也冗長囉囌起來，特別是在談到對大多數人的行動和思考方式不敢苟同的時候，更是如此，因為他是個有不滿足傾向的人。
今天，高德瑞先生對我說，他計畫離開幾天，要找人代他記錄資料，但不知有誰可以信賴。話講到一半，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學習如何閱讀這些氣象儀器，他可以教我。我未置可否，至少，我無意給他確定的答覆。但卻發現自己隨他站在平台上，聽他解釋如何設定最大值和最小值、氣壓變化、雨量、風速等等。簡言之，在我不知不覺中，他已託付給我未來幾天代替他工作的差事，明天中午就開始。我接受得有點勉強，因為我沒有時間考慮或暗示我無法當場作決定，但我並不討厭這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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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今天，我第一次和蘇伊妲小姐說話。記錄氣象資料的差事的確對我克服猶豫有所幫助，因為在佩特廓的這些日子中，這是我頭一次有了預先設定而無可逃避的事務；因此，不論我們談得怎麼樣，十一點三刻的時候，我會說道：「啊，我差點忘了：我必須趕去氣象台。」然後我便告辭，也許不太情願，也許如釋重負，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我別無其他選擇。我相信昨天高德瑞先生對我提議時，我便已模模糊糊了解到，這份差事會鼓舞我和蘇伊妲小姐講話，但現在整個事情才明朗起來——我假定事情已經明朗了。
假定蘇伊妲小姐正在畫海膽。她坐在碼頭的一張摺椅上，海膽平躺在岩石上，張開著，收縮尖刺，試圖翻正過來，但徒勞無功。這女孩畫的是該軟體動物的柔軟部分，她用明暗對照方式，以及粗而斜豎的平行線，畫出海膽的收縮和膨脹。我原來想說的話：「貝殼的形狀係一種欺罔的和諧，它是一個容器，隱藏著自然真正的實質」，這時顯得不貼切。海膽和畫兩者輸送出令人不適和殘酷的感覺，就像注視掀開的內臟。我訕訕說道，沒有什麼東西比海膽更難畫，不論從上看尖刺，或者軟體倒轉過來，雖然其構造顯現出輻射狀的均衡對稱，實在沒什麼理由用線條來表現。她答稱她所以有興趣畫海膽，是因為那意象不斷出現在她夢中，她想擺脫它。我在告辭之際，問她我們明天是否會在同一地點相遇。她說她明天另有事情，後天會帶著畫具出來，我很容易遇見她。
我在查氣壓計時，有兩個男人走近小屋。我從未見過他們：他們裹著厚外套，全身黑色，領子翻起。他們問我高德瑞先生在不在，去了哪裏，我是否知道他住址，他幾時回來。我答說不知道，還問他們是誰，有何貴幹。
「不重要，」他們說著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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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我到旅館，留下一束紫羅蘭給蘇伊妲小姐。櫃台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