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瞭解各大文化的經濟史，其觀點不當求之於經濟層面。我們今日所謂的「國家經濟」（national economy）一詞，其所據以建立的前提，是明顯而突出地英國式的東西。英國是非農業國，利用世界貿易和出口工業的關係，產生了一套特殊的經濟型態—「信用貸款」（credit-money），以此作為基礎，而界定了諸如「資本」（capital）、「價值」（value）、「價格」（price）、「財產」（property）等詞眼。而這些名詞，又毫不費力地，傳遞至其他的文化階段及生命圈層之中。此一經濟圖像的創始者，是大衛休姆（David Hume）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自他們以後，每一篇討論他們或反對他們的文字，本身早已承認了他們的系統，所使用的結構和方法。經濟學家卡瑞（Carey）和李斯特（List）固是如此，傅立葉（Fourier）和拉塞雷（Lassalle）也無不皆然。至於亞當斯密最大的對手—馬克斯，無論他如何大聲疾呼，反對英國式資本主義，他本身其實已徹底浸淫在資本主義的意象之中，他的反對，本身即是一種承認，而他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透過一種新的會計方式，來顛倒主體和客體的利益而已。
自亞當斯密以迄馬克斯，經濟思想，無非是一個文化在某一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對其經濟思考所作的自我分析而已，這徹頭徹尾是唯理性主義的，它從物質及其條件、需求、動機出發，而不是從靈魂—世代、階級、和民族的靈魂—以及其創造力出發。這種經濟思想，把經濟生命，當作可由明顯的因果定律而囊括無遺、常作相當機械而完全自成一體的結構來看待，甚至，最後還認為經濟與宗教及政治，有某種的因果關聯—而後二者亦仍被視為是個別自足的領域。這是系統式的看法，而非歷史的曠觀，故其概念與定律，表現為不具時間性的、欲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實在只能說是一種「信仰」，而其野心，仍是欲設定經營經濟的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因而，一旦其所謂「真理」面對了事實，便遭遇了十足的慘敗——例如中產階級理論家對世界大戰的預言【當時，幾乎在各處，專家的意見都認為，普遍動員所造成的經濟後果，會迫使敵對行動在短短幾週之內爆發——原註。】、及普羅階級的理論家對蘇聯經濟的預言，皆告落空。
於是，直到今天，對於生命的經濟一面，尤其是高級文化的生命的此面，由於諸大文化，各有依自身的階段、速度、持續期而來的個別風格，故就形態學的意義而言，尚無「國家經濟」之可言。經濟學應無系統，只能是一種觀相。要徹底明瞭經濟生命的內在形式、經濟生命的靈魂，需要有觀相的敏銳才智。此等「判斷」的才智，是可以被啟發出來的，而啟發之道，乃是透過對歷史的同情的曠觀。因為對歷史作同情的曠觀，可以得出有關各種族本能的明徹觀念，而此等種族本能，在經濟活動之中，也和在生存活動的其他機能之中，一樣地發揮作用，能以象徵的作用，使外在的地位—如經濟資源、經濟需求等——與種族自己內在的特徵，諧和一致。故而，所有的經濟生命，都是一個愛魂生命的外在表達。
下面所嘗試，只是對經濟生命的各項可能情況，作一迅速的縱覽。
＜經濟政治＞
經濟與政治，是同一活潑流衍中的生命之流，所表現出的兩種面貌，不是屬於覺醒意識及心智方面的事物。生命的「進入情況」，即是指兩方面——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兩者互相覆疊，互相支持，也互相頡頏，但政治無條件地，應列於經濟之前。生命的意志，是要保存自身及發揚光大，或者：使自身更為強大，以凌越其他之上。然而在「適者生存」的經濟狀態中，生命之流只能計及本身，在政治狀態中，則必須顧及其他，故而政治方是生命昂揚的表現。所有的民族，在長期生活的卑瑣腐蝕下，都會失去他們強烈的種族力量。在此，人只「因」某事物而死（die of something），而不是「為」某一事物而死（clie for something）。政治猶能使人，為一項理念而犧牲，但經濟卻只能使人日漸衰耗，無聲無息。在戰爭中。生命因死亡而提升，經常達到不可抗拒的程度，僅由這種生命的存在，即已保證了它的勝利，但在經濟生活中，飢餓常喚起對生命的恐懼，一種醜陋、卑微而全然非形上的恐懼，在這種狀態之下，文化的高級形式世界，悲慘地趨於瓦解，而人們開始如野獸般的赤裸裸掙扎圖存。
因此之故，經濟史的義蘊，與政治史頗不相同。經濟對生命而言，固然一定有其意義，但只是一個基礎。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個人或民族「進入情況」，滋育良好，飽滿豐盈，而是：個人或民族「為何」如此。人在歷史世界中攀登越高，則其表現內在象徵的政治與宗教意志，其表達力凌越一切所完成的形式，其所具有的經濟生命的深度，都會越趨明朗。只有在「文明」到來時，整個的形式世界開始衰退，純粹的生命苟全才會彰顯出來，赤裸而頑強。——到了這時候，所謂「飲食男女」乃是生命的原動力之類的庸俗言論，恬不知恥地公然出現，而生命不再是工作強度的增加，而只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求舒適的逸樂，只求羅馬式的「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到了這時候，以經濟為主的政治，取代了大風格的政治，而其本身，即代表一種終結。
經濟既是屬於生命的種族一面，故其所具的，也如政治一樣，乃是習尚的倫理，而不是道德——這又是貴族與僧侶，事實與真理的判分。從經濟的角度看來，任何職業階層，皆如同政治的「階級」一樣，天生擁有一種辨別好壞（但不是善惡）的感受。沒有這種感受，便是缺乏榮譽之心，而對經營經濟生活的人們而言，榮譽無疑是中心的基準，有了榮譽感，才能有敏銳的智巧與才能，以擇取「正確」的事物——這與宗教思想中所含的罪惡觀念，完全不同。不但在商人、工匠、農夫等階層中，存在有非常明確的職業榮譽，即在店老闆、出口商、銀行家、承包商，乃至於小偷及乞丐等階層中，也都有同樣明確的職業等級存在。雖然從沒有人，述出或寫出這些習尚的倫理，但這些倫理確實存在，並如同各地一直皆有的階級倫理一樣，各自在自身的圈層中，發揮其約束力。在任何一個職業社會中，與忠誠和勇敢、俠義和友誼等品行並行不悖的，尚有對於勤勉、成功、勞動等的倫理價值，所表現出的明白肯定的觀念。這類事項，是人與生俱有的概念——人對此所知並不甚多，但習俗只有在遭到侵犯時，才會在意識中凸現出來。可是相反地，宗教的禁制便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無時間性、普遍真確、但從未實現的理想，人在能夠理解或努力遵循這些禁制之前，必須先加以「學習」方可。
宗教修行的基本，諸如「無我」、「無罪」等，在經濟生命中，沒有意義可言。而在真正的聖人眼中，則連商業行為本身即是罪惡的，更不消說博取利率的作法、或對財富所生的欣悅、或貧者所具的嫉妒之感了。有關「田野中的百合花」的說法，對深刻的宗教（以及哲學）本質而言，乃是無條件無保留的真理所在。宗教存有的整個重心，完全落在「這個世界」的經濟、政治、及一般事實的層面之外。我們可以在耶穌的時代、聖本篤的時代，在今日俄羅斯人民靈魂中，看到這一點；而狄阿鑑尼斯或康德之類哲學家的生命路徑，也在在顯示了這一點。為此之故，那些人們自願選擇貧苦與修行，並深藏在寺院修道及學術研究的生涯之中。宗教或哲學之中：永遠不會有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只能見於某一教會的政治機構、或某一學理團體的社會機構之中，這是教會或學院對「這一世界」的一種妥協，但也是權力意志存在的一種指標。
所有高級文化的經濟生命，都是自農人社會之上，發展出來的。農夫本身，不需依賴任何基礎，它本身便是基礎。它可說是種族的根柢，是植物似的、無歷史的存有，它的生產與花費，完全起於自己的本能，對於世界上其他的經濟型態，它一概認為偶然之事，不屑一顧。這是一種「生產的經濟」（producing economy），相對於此的，便也有一種「貪利的經濟」（acquisitive economy），後者以前者為目標，加以利用——作為滋養的來源，索貢或劫掠的對象。政治與貿易，在開始時期，根本甚難分離，兩者都表現出強力的、個人的、嗜戰的特性，都飢渴地追求權力與戰果。原始的戰爭，一直也即是一種奪取戰利品的戰爭，而原始的貿易，更與擄掠及搶劫的行為，密不可分。冰島的傳奇，經常敘述維京人同意某一城鎮的人們，有兩個星期的市場和平，過此期限，便干戈大動，開始奪取戰利品了。
形式發展之後的政治與貿易，則同是以其他方式來代替戰爭，而表現為，利用心智的優越，壓服敵方，而獲取實利的「藝術」。每一種的外交，皆具有商務的性質，每一種的商務，也皆有外交的性質，而兩者都需基於敏銳的判斷與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