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行動的中心，大眾注目的焦然；把個人自己人格的內在形式，帶入到整個的民族與時代；成為歷史的指揮者，並將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向中的目標，帶領到事件的頂點——這些，是每一個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人，所生具的不可抗拒的脈動能力（impulse）之所在，雖然他自己絕少意識到。故而，世上只有「個人的」（personal）歷史，也便只有「個人的」政治。原理和理想，都算不了什麼，只有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種族特性，對於實際行政權力的爭奪，才是政治的一切。甚至連「革命」也不例外，所謂「主權在民」，只是表示：統治權力如今出之以「人民領袖」的頭銜，而不用國王的頭銜而已。是以統治方式極少改變，而被統治者的地位，根本絕無改變。甚至所謂世界和平，無論在何情形下，也不過是全體的人類，被少數能力強大的支配者，構成的統治政權所奴役而已。
行政權力的概念，意味著生命的單元，被劃分為「主體」與「客體」兩類。這一需要，顯然是自明之理，沒有一個群聚集團，會在任何的時刻，失去對自身這一內在結構的需求的意識。甚至在最嚴重的危機之下（例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也不例外。
天生具有政治天賦的民族，事實上並不存在。一般人所以為具有這種天賦的民族，只是其人民被緊緊掌握在統治的少數（ruling minority）手裏，以致人民自己覺得是處在良好的形式之中而已。作為一個民族來看，英國人對於政治事務，其實也與其他的人一樣，缺乏思想、狹隘褊淺、不切實際，但是，他們確實擁有一個信心的傳統（tradition of confidence）——儘管他們喜歡公開地爭辯，並無礙於這傳統之發揮效能。英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區別所在，只是：英國人是處在一種由非常古老而成功的習尚（habits），所形成的統治政體之下。英國人默許這些習尚，因為經驗已使他明白到其中的優點。這一默許形之於外，便是表示了同意，而由此出發，到他相信政府是依他的意志而成立，已不過是一步之差。雖然，弔詭的是：事實上，是政府為了其自身技術上的理由，而不斷將這一觀念灌注到他的腦中。英國的統治階級，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目標與方法，根本與「人民」無關，不成文憲法的精華所在，乃由實際行政經驗得來，全然不是藉什麼理論之功，所以在未窺門徑的人看來，既曖昧又不可解。但是，舉例言之，一支軍隊的士氣，是依其對自己領導者的信心而定，有了信心，便自然不會妄施批評。只要指揮者有能力，烏合之眾也可以成為戰鬥英雄，若無能力，戰鬥英雄照樣會成為烏合之眾，這不但軍隊如此，民族、階級、政黨之中，情形也都一樣。所以一民族的政治才能，不過是人民對其領導階層的信心而已。然而，這信心不是憑空得來的，它只在自身特定的時間，才會醞釀成熟，而只有藉由成功，才能使這信心穩定，進而形成傳統。一民族中，被統治者若是缺乏確定的信心，事實上，即是意味著統治階級缺乏領導的才能，這便造成批評叢集眾說紛紜的情形，而這種情形的存在，正顯示該一民族已經不再「進入情況」了。
天生的政治家，最主要的，應具有評價的能力——作為人物、情況、事物的評價者。他的「眼光」，能不假思索、直接了當地統括了一切可能的狀況。就如同相馬的高手，能在一瞥之下，就洞悉該馬，在比賽中會表現何等的特性。政治家不需「了解」原委，只消逕自作出正確的事情即可，他不知不覺間，便能鬆緊由心，控制自如——這種才能，恰恰與講求理論的人相反。他身上所有的神秘脈動，就與歷史事象中的脈動完全一致。他是講求事實的人，不會以情緒或計畫，來遂行政治的實務。他不相信空書河漢，大話滔滔。彼拉多的問題，經常掛在他的脣上：——真理是什麼？天生的政治家，根本超乎真偽之外。他不會把事件的邏輯、與系統的邏輯混淆不清。當然，他也有他的信念，但那只是他私人的事；沒有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在行動的時候，會為信念而受到拘束。歌德曾說：「行動人永遠沒有良知可言；除了旁觀者之外，也沒有人會有良知。」這話用在真正的政治人物，如蘇拉（Sulla）【蘇拉（138—78 B.C.），羅馬將軍與政治家，為凱撒之前羅馬有名的獨裁者。】、羅柏斯庇、俾斯麥、庇特等身上，確實是真確無誤，百試不爽。即如羅馬教皇及英國的政黨領袖等，在爭取事物的掌握權之時，也都和一切時代的征服者與暴發戶，採用同樣冷酷的行為。以教皇殷諾森三世（Innocent III）的作為為例：他幾乎成功地創造出一個教會統治世界的局面，並演繹出一套完善的教義系統；他的手法，卻與所有的宗教道德，恰成尖銳的對比。但是，沒有這種手段，便不可能有任何強大的教會在，更不用提英國的殖民、美國的財富、法國的革命等等情事了。一般而言，國家、或政黨、或民族，皆少不了藉助這樣的手段。生命本身，便是沒有良知的，倒不是個人的問題。
故而，最重要的，是須認清自己生長於斯的時代。任何人，若不能感覺到、瞭解到時代的神秘力量，若不能在本身之中，感受到一種親切的脈動，驅使自己向前行進，而不為「概念」之類事物所囿限，任何人，若是相信了表面的事象——例如今日的輿論、空談、理想之流——則他便不會成為，時代所發生的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則他便被這些事件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是由他來掌握這些事件。政治人物，切不可用過去的時代，作為度量的標尺！更不可輕信這套那套的系統！我們目前的時代，和羅馬的格拉契掌政時代（ega nahccarg）一樣，有兩種最致命的理想主義存在，其一，是復古的思想（reactionary），其二，便是民主的幻象；前者認為歷史可以逆轉，而後者則相信歷史有確定目的（teleology）。但在必然歸於失敗這一點上，兩者倒是毫無區別的，而這失敗，無論是由於迷戀於往日的記憶，抑或由於執著於概念的系統，都會對國家的命運，構成沉重的負擔。真正的政治家，是歷史的化身，在他身上，歷史的方向表達為個人的意志，而有機的邏輯形成為個人的性格，所以，必定會超越於這兩類理想主義之外。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廣義而言，還必須是一名示範者（educator）——不是什麼道德或原則的代表人，而是行動的帶頭者，行動的典範。很明顯的事實：宗教從來不改變曾過生命的風格。宗教能透入覺醒意識，透入人的心智；能對另一世界，投下新的光明；能經由仁慈、順服、及對死亡的忍受，而創造出無比的幸福之感，但它卻不能凌壓生命的力量。在生命的領域裡，只有巨大的人格——以及該人格中的神秘脈動、種族特性、自然力量——才具有創造的能力，能夠有效地，修正整個階級與整個民族的型態。所謂「真理」、或「善良」、或「正直」，都不是政治世界內的事物，只有「羅馬人的」成就、或「清教徒的」成就、或「普魯士的」成就，才是政治世界中的事實。榮譽與責任的糅合、訓練、決心，這不是能從書本上得來的東西，只能經由活生生的示範者，才能自生命之流中，喚醒出來。腓特烈威廉一世，能夠做到這一點，故而是此類示範者之一，是各時代共通的偉人，他個人在種族定形方面的成就，能夠垂之世代永不磨滅。真正的政治家，與一般政客有別，因為政客只是玩票性的、只能在歷史的高峰上推波助瀾、只為了追求財富與地位。真正的政治家，也與理想的說教者有別，因為他敢於要求人們為他犧牲，他也能獲得人們的犧牲。這是由於他自知，他是時代與國家所必須的人物，而這一感受，也能為千萬人所共認。以這種犧牲為核心，自能暢所欲為，一往直前【「教會」亦是如此。「教會」與「宗教」不同——教會乃是現實世界中的元素，故而在其領導方式的型態上而言，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征服世界的，其實不是基督教的福音書，而是基督教的殉道者，使基督徒鍥而不捨的，不是教義，而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實例——原註。】。
然而，最高的境界，還不是行動，而是指揮的能力。有了指揮的能力，才能使個人脫穎而出，成為行動世界的中心。而最高明的指揮，能使部下的「服從」，成為一種驕傲、自由、而且高貴的習慣。例如，拿破崙就做不到這一點。他身上殘留的低級軍官的意識，使他不能把部下訓練成獨立的個人，而只能是唯唯諾諾的僚屬；也使他不能以人格來統馭，而必須出之以敕令。正因為他不了解此一最精微的指揮手腕，故而他必須事必躬親，集煩劇於一身，由於他這一狀況，與人類能力的極限不能調和，終使他慢慢趨於崩潰。但是，像凱撒與腓特烈大帝，卻具有此等最終而最高的統馭才能，故而當戰鬥過後的黃昏，大勢已定，勝利在握；或當最後的條約已經簽訂，一個歷史時期圓滿結束時，他們那種大權在握躊躇滿志的美妙感受，絕非執著於「真理」的人，所能想像於萬一。歷史上有一些時刻，個人能感覺到自己已與命運合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