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世界裡，沒有所謂理想、沒有所謂真理，有的只是事實。也沒有什麼道理、誠實、平等、最終目標之類，有的只是事實。不能認清這一點的人，只合去寫些政治方面的書——卻絕不能實際從事政治。真實的世界中，沒有按照理想建立起來的國家，只有掙紮成長出來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無非便是一些「進入情況」的活潑潑民族的單元。無疑，「生命之展開，有賴於形式之塑定」，但這塑定，是源於生命「存有」中，血液和脈動的力量，全然是直覺而自然的，故其展開，如由政治的行家所引導，則必採取血液中與生俱來的方向；但若由理想家來引導，則因理想家本身只為為其信念所左右，故終久會走向虛無之路。
對於存在於真實世界，而非僅存在於心智體系中的國家而言，其命運的問題，不是它的理想工作或理想結構如何，而是它內在的權威（inner authority）問題。內在的權威，終久而言，不能僅以物質方式來維持，而必有賴於實際有效的信仰——一種明辨敵友的信仰。決定性的課題，不在於何種憲法體制之建立，而在於一個完美有效的政府之組成；不在於把政治權力依「公平」原則，分配於民眾，因為歸根究柢，所謂「公平」原則，只是某一階級，用以形成自身合法要求的「觀念」而已，而在於全體民眾，充分有效的脈動節奏，有如接近跑道終點時，奮揚的奔馬肌肉與腿腱之躍動那般，這一種生命的韻律，甚至可以吸引出強卓的天才，使其發生共振；最後，也不在於任何玄妙邈遙的道德，而在於政治領導的堅定、確實、與優秀。對這些事理越能有自知之明，便越少為此發生爭辯；一個國家越趨近完全成熟，其地位、其歷史能力、乃至其命運，便越是高昂。國家權力，主權，是第一級的生命象徵，它區分了「主體」與「客體」。強力的領導權力，是對這兩者作清晰劃分的表示，是政治單元中生命力的正確表記。故而，往往一個現存權力的粉碎，不是導致某一新的黨派，成為國家政策的「主體」，而無寧是導致整個的國家，成為外國政策的目標，成為政治世界的「客體」，造成國家的災禍，這是屢見不鮮的事。
在每一個健全的國家中，成文憲法的條文，與活生生的體制、活生生的「情況」（仍是前述以運動為喻的「情況」）的實施，相形之下，實在並不重要，因為後者是由時間的體驗、情勢的遞衍，尤其是由這國家的民族特性，發展出來的。故而具體政治上的自然形式，建立得愈是有力，則其在未可預知的種種狀況中，運作得也愈是確定，能夠操縱自如，進退有序；事實上，到了後來，實際的領導者，是國王、是首相、是政黨黨魁、抑或是一個與國家並無固定關係的主持人（如南非的羅德茲），已根本毫無分別。在三次布匿克戰爭中，主持羅馬政治的貴族集團，從憲法條文的觀點看來，似乎並不存在，可是這何礙於其實際的成就？國家的領導者，永遠只對少數人負責，這少數的集團，具有政治統御的本能，並能在歷史的奮鬥之中，代表這國家中其他的人們。
事實上，明顯凸出，絕不含糊地，根本只有「階級國家」（class-States）——即由某一特定階級統治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國家。當然，這絕不是指那些：個人只是「附從」（attached）於其間、而非隸屬於一定階級的「階級國家」，諸如古代雅典的城邦、早期英格蘭與西西里的北蠻國邦、一七九一年國民立憲政體下的法國、與今日的俄國等；兩者絕不可混淆在一起。真正的「階級國家」，是全盤歷史經驗的外在表現。它永遠是只由一個社會階層，以憲政方式或其他形式，來提供政治上的領導體系。永遠是由一個確定的少數集團，來代表整個國家的歷史傾向。而在這集團內，又是由一個多少可算是自成一體的少數圈層，以其政治才能（這才能且時常足以對抗憲法的精神），來實際從事國家的統馭。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中，這一少數集團是貴族中的一些精英——例如：統治英國巴力門議會（Parliament）風格的「士紳階級」（gentry）：布匿克戰爭時領導羅馬政治的「貴族元老」（nobiles）；文藝復興時代威尼斯的「商人貴族」（merchant-aristocracy）；以及巴洛克時代，受過耶穌會訓練、從事羅馬教庭的外交的教會貴族等，皆是這一類的少數集團。這可稱之為「第一階級」。與此類似，教會中的僧侶階級——也即是「第二階級」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自成一體的集團，所表現的政治才能——不僅在羅馬的天主教會中，而且在埃及和印度的宗教、尤其是拜占庭、及薩散匿王朝時的波斯宗教中，都有同樣的情形。至於「第三階級」（Third-Estate）中，雖然很少產生政治才能，而其本身也不是一個階級單元，但也有一些情形，可以與上述現象相提並論。例如第三世紀時的羅馬，其平民階層中，便包含很多受過商業訓練的人才，而一七八九年以後的法國，其中產階級中，更不乏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才。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才能還是由一個固定圈子內的人所保障，而這些人具有同類的實際才賦，不斷能夠補充進來，以把整個尚未形諸文字的政治傳統與經驗，存留於其圈階之內，維持不失。
世上沒有什麼「最好的」、「真實的」、或「正義的」國家，可以按照計劃實施完成。每一個出現於歷史裡的國家，在歷史之流中，其本身都只存在一次，存在於一個時刻；到下一個時刻，無論其法律——憲政的外殼如何堅固，其實都已不知不覺有所不同。故而，諸如：「共和」、「專制」、「民主」等詞眼，在每一不同的例子中，表示的意義都不一樣，而這些詞眼，被哲學家或理論家用為確定的概念時，更已變成為一些口號。國家的歷史，是觀相的歷史，不是系統的歷史。它的工作，不是去顯示「人性」如何地進展，以取得其永恆的權力、以走向自由與平等、以開展一個超級智慧與超級公正的國家云云；而是要描述真正存在於現實世界裡的政治單元，如何成長、如何壯盛，又如何凋萎，並且顯示出這些單元，事實上即是一些「進入情況」的實際生命，此外無他。
＜中產階級＞
在文化開始轉變成為「文明」的那一點上，「非階級」（non-Estate）第一次決定性地介入了政治事務，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在雅典的「僭主統治」（Tyrannis）及法國的「貴族革命」（Fronde）【指法國在路易十四的寡頭統治下，一些貴族反抗宮廷的一次革命運動——英譯者註】時，國家曾祈求「非階級」之助，以對抗本身的階級，由此，「非階級」第一次開始感到自己乃是一種力量。到了「文明」開始．時，「非階級」已為其「本身」，而使用出自己的能耐，並成為一個只顧本身自由，反對一切異己的階級。它把專制國體、君主權力、基本政制，均視作是舊式階級的自然同盟者，一體予以抹煞，全不理會這些正是原來深具象徵意義的傳統，真實而終極的代表者。這便是雅典的「第一僭主統治」（First Tyrannis）與「第二僭主統治」（Second Tyrannis）之間、法國的貴族革命與中產階級革命之間、以及克倫威爾與羅柏斯庇（Robespierre）之間的區別所在【羅柏斯庇（1851—1925），法國大革命期間，為雅各賓黨的領袖，造成革命後的暴民政治與恐怖時期。】。後面三種情形，已全是「非階級」具體的表現。
國家，由於對其中的每一個人，需求過重，故被此時盛行的都市理性，認作是一項累贅的負擔。而就在同一時期內，巴洛克藝術的各大形式，也開始被視作是限制的桎梏，而變成了「古典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形式——也即是：病態奄微、不成形式的形式。從一七七○年起，德國文學便是一種由強力個人人格，以違抗嚴格詩體形式的反叛。在這種氛圍下，要使整個國家為任何事物「進入情況」或「進入訓練」的觀念，已變得不能為人忍受，因為個人本身的內在，已不再能「進入情況」了。這在道德、藝術、思想模式，各方面皆然，尤其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每一回的中產階級革命，其場景皆發生於大的都市，其特徵皆是對古老象徵，毫無瞭解，並以具體實際的利益，或是狂熱思想家與世界改革家們的渴望，來取代這些古老的象徵。此時，除了能以推理證明的事物之外，一切均無價值可言。但是，國家的形式本質上是象徵而形上的，如今既剝奪了這形式的向上提升之勢，國家的生命，便也失去了在歷史之流中，昂首直進的力量。於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政府，於一七八七年，著名外交家維吉尼斯（Vergennes）死後，平庸的路易十六手下少數能幹而遠見的大臣，雖也作了一些絕望的掙扎，可是對於外面的情勢，已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維吉尼斯死後，法國便自歐洲的政治結構之中，消失多年；在此同時，由路易的君權，摒除一切阻抗而推行的大舉革新，也仍是完全無效，因為，由於國家的柔弱無能，原來的「階級」問題，已突然間變成了權力問題。歐洲戰爭，雖已顯然迫在眉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