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稱之為「生命」的洪濛之流中，深不可測的奧秘之一，即是「生命」有兩性的判分。即在繫定於地殼之上的植物世界中，花朵的意象已經告訴我們：生命在嘗試著劃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其一，是存在的本身，其二，是雜持存在進行的事物。動物是自由的，動物在大世界中自成一個小世界，能表現出內在宇宙，以抗衡於外在宇宙，故而，當動物世界越來越明白地展開它的歷史之時，兩種不同存有，所代表的不同方向，即：陽性與陰性的對立，便也越來越顯著地展示了出來。
陰性較接近於自然宇宙。它的根柢深入於土，並直接涉入在巨大的自然韻律的循環之中。陽性則較為自由、較為動物化、較為活躍，在感覺與理解上，以及在其他方面，陽性都比較緊張。
男性活生生地經驗「命運」，並以理智來瞭解「因果」——「因果」，即是「已經生成的事物」（Become）的機械邏輯。相反地，女性本身即是「命運」、即是「時間」、即是「生成變化的過程」（Becoming）的有機邏輯，因此之故，因果的律則，對女性永遠是陌生而疏離的事。而每當男人嘗試去賦予「命運」，以任一具體形式的時候，他都會感受到，「命運」的形式即是女性的形式，故而他稱之為「命運女神」，如希臘的墨瑞（Moirai）、羅馬的帕絲（Parcae）、北歐的諾恩（Norns）等，都是命運女神的名稱。當然，最高的神祇，永遠不是「命運」本身，而是命運的代表與主宰——正如男人代表、或控制女人。還有，遠古之初，女人代表先知，這並不因為她預知未來，而是因為她本身「就是」未來。僧侶只能解釋神諭，而女人卻是神諭的本身，因為透過她而發言的，乃是「時間」。
男人「塑造」（makes）歷史，而女人就「是」（is）歷史。在此，我們看到，一切的生命流衍，都具有雙重的意義，既極端清晰，又奧秘難解：一方面，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另一方面，生命綿延，前後銜接，致使人類的內在宇宙，回過來成為生命之流的接納者、容留者、與保存者，而歷史遂呈現了陽性的特徵，表現出一切政治的、社會的活動，表現出比較自覺、自由、活動的陽性本色。歷史深入到動物世界之中，並由各大文化的生命歷程，呈現為具有最高象徵意義的世界歷史。而相反地，陰性是原始、是永恆、是母性、是植物似的，故而她所代表的，乃是世代綿延的自然歷史，是不具文化（Cultureless）的歷史，亙古不變，始終如一，暗中於一切動物及人類的存有之中流過。回溯起來，這一自然歷史，實與「生命」本身，同其意義，而且，這一歷史，也自有它的戰爭、它的悲劇。女人於嬰孩的搖籃中，已贏取了她的勝利。墨西哥文化中的阿茲特克人（Aztecs），甚且尊敬工作中的女人，一如作戰的武士，女人死時，猶如殞落的英雄一般，加以埋葬。女人的策略，永遠是征服男人，因為透過男人，她可以成為孩子的母規，成為「歷史」與「命運」與「未來」。女人深妙的差赧、奇巧的修飾，其目標所在：永遠是針對她兒子的父親。可是，男人的重心，本質上卻置於另一類的歷史之中，他要使兒子，成為「他的」兒子，成為「他的」血液及歷史傳統的繼承者與傳載者。
於此，在男人與女人之中，兩類的歷史，互相為爭奪權力而戰。而這戰爭中，女人比較有力，而且一貫。因為她只從她自己及她固定的角色方面，來發揮能力，對付男人。相反的，男性方面，則有著自身的衝突：——他一方面是自然世界的人，一方面又屬於歷史世界，這是女人既不瞭解，也不容許的，因為她感到，這對她所認為最神聖的使命，構成嚴重的威脅。自有兩性以來，這一秘密而基本的兩性之戰，便一直在進行著，而且勢將繼續進行這一無聲的、痛苦的、不寬容而無憐憫的戰爭。在這戰爭裏，也有政策、戰役、同盟、條約、叛逆等種種之情事。愛與恨的基本感受，發端於世界渴望與原始直覺，瀰漫於兩性之間，要比另一個男人與男人間的歷史中，所表現的，更為強勁有力。兩性之間，有情詩（love-lyrics）、也有戰詩（war-lyrics），有戀愛之舞（1ove-dances）、也有干戈之舞（weapon-dances），而且，還有兩型的悲劇——如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賽羅」與「馬克白」。政治世界的恩怨，若與女人深沉的復仇行徑，例如荷馬史詩中阿加曼農之妻克莉苔妮脫（Clytemnestra）、或「尼布龍之歌」中齊格飛之妻克里姆希德（Kriemhild）的作為【克莉苔妮脫為希臘神話中，串通情夫謀殺親夫之女性，造成三代的流血悲劇；克里姆希德為北歐神話中，個性強毅意志堅定的女性，為愛情而設計害死齊格飛。】，相形之下，簡直是微不足道了。故而，女人藐視這另一型歷史，藐視男人的政治，她永不瞭解這歷史的意義，她對此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這會把她的兒子，從她身邊帶走。
如此，歷史便含有雙重的意義，它一方面表現為自然的生息，一方面又表現為政治的捭闔。它既是生命存有，自在流行；又是困心衡慮，掙扎圖存。從而便有兩類的命運、兩類的戰爭、兩類的悲劇——一是公共的，一是私自的。這一雙重屬性，沒有辦法可以將之消除，因為它是一種根本的屬性，深植於動物的本性之中，只要動物既擁有內在宇宙，又介入自然宇宙，便免不了這樣的對立矛盾。在高級文化的歷程中，這一現象不但不能克服，反而還會加深，故而有公共的生活，也有私自的生活，有共同的法律，也有特異的法律，有公共的崇拜，也有隱密的崇拜，歷史的雙重屬性，出現在所有重要的事象上。
而「階級」（Estate），便是生命存有，在一個歷史之中，「進入情況」（in form）時的現象；「種族」，則是生命存有本身，在另一歷史之中的流動。古日耳曼有所謂「陽剛之面」（sword side）與「陰柔之面」（spindle side）的區分，在此頗為契合。至於有導向性的「時間」，則兼含這雙重意義，並分別在「國家」（the State）與「家庭」（the Family）這兩大觀念上，獲致了其最高的表達形式。
＜種族血液＞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大群的個體生命，匯集成流，成長、消逝，而在其間，塑造了歷史。這些前仆後繼賡續不已的生命世代，其共同的脈動愈深刻、愈強烈、愈習以為常，則其所帶有的血液與種族的力量也愈凸出。這些生命集團【在其他地方，史賓格勒有時用「已啟蒙的群眾單元」（inspired mass-units）一詞——英譯者註。】，從無限的時空中，奮然崛起，各有自己的靈魂，而形成一個群體，並感受到自己溶在群體生命的共同波濤之中，形成一個整體——不是由共同真理所聯繫而成的心智集團，如學院中的教團、協會之類，而是在生命赤裸棵的混戰之中，凝結成的血族團體（blood-confederates）。
所謂生命之流「進入情況」，這「進入情況」四字，可由運動場上的情形，加以說明。一個賽馬場上，當馬腿紛紛飛躍圍欄，馬蹄踏實而有節奏地落在場地上時，便可謂已「進入情況」。在摔角手、劍手、或球員「進入情況」時，最危險的動作與舉止，也變得輕鬆而自然。而一個藝術時期「進入情況」時，便是這藝術的傳統，已成為藝術家們的第二天性，猶如對位法之於巴哈那樣。一支軍隊之「進入情況」，便是有如在奧斯特里玆之役時：拿破崙麾下的法軍，或普法之戰色當一役（Sedan）時、莫克（Moltke）將軍麾下的德軍那般。事實上，在世界歷史中，在戰爭及以心智手段所從事的戰爭之延續——即政治中，在一切成功的外交、戰術、戰略中，在不同國家之間、或社會階級之間、或政治黨派之間的鬥爭中，所能獲致的任何成就，都是能夠「進入情況」的生命單元，創造出來的成就。
德文中，用以表達種族或品種教育的字眼，是「訓練」（Zucht,züchtung），以與另一字眼「琢磨」（Bildung），有所區別。後者是基於一種，統一的教訓或信仰，而造就具有類似覺醒意識的團體之謂。例如，書本就是「琢磨」用的工具。然而，一個人能活生生感受到其「境況」（milieu）中，恆定的衝擊及和諧，則必有賴於「訓練」之影響。一個特定社會中的「風範」及禮節，乃是一個特定人群的生命脈動之呈示，要想在這社會中領導風會，便必須先具有這人群的脈動。女人，由於比較直覺，且比較接近於自然的韻律，所以比男人較易適應於新的環境形式。女人可以在幾年之內，從社會底層直升到上流社會——而其沉淪也同樣快速。但是，男人由於比較富於知覺及判斷，所以改變比較緩慢，庶氓絕不可能完全成為貴族，貴族也絕不可能完全淪為庶氓——只有到了下一代時，新的境況之脈動，才能展其面貌。所以「訓練」成為種族教育的重點所在。
形式越是深奧，則必越為嚴格而專一。在外人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