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的布列情形，對馬日靈魂的覺醒意識而言，具有一種可以稱之為「洞穴」似【馬日的世界感念，是一種「洞穴」的意象，為里奧．傅洛賓奈斯（Leo-Frobenius）所提出——原註。】的廣延（extension）西方人很難從自己的字彙中，挑出一個字眼，來表達這一感受，至多只能對此一馬日「空間」的意義，作出一點捕風捉影的暗示而已。固然，很多文化中皆有二元對立，在古典文化中，普遍主導了覺醒意識的對立，是「實質」（matter）和「形式」（form）的對立，在西方文化中，則是「力」（force）與「質量」（mass）的對立。但這兩種對立，前者產生的張力，消失於瑣小而特定的事象上，而後者的張力，則投射在它特定的活動之中。惟有在馬日的「世界洞穴」中，持續而不變的二元鬥爭，成為閃族的原始對立意象，這種二元對立，以種種不同的形式，充滿了馬日的世界。光明照耀著，透過了洞穴，而與黑暗鬥爭（約翰福音一章，五節），而光明、黑暗兩者，都是馬日靈魂中的「實體」。天上與地下，天堂與塵世，成為各具本體，而互相抗爭的力量。而這些最初的原始感覺中的對立，又分別與那些經過精神研析、具有批判意義的理解，例如「善」與「惡」、「上帝」與「撒旦」，分別混合在一起。於是，死亡，對於約翰福音的作者，以及對於嚴格的回教徒而言，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另一種事物，是一種致死的力量（death-force），它與生命的力量（life-force）相抗爭，以爭取對人的掌握權。
但是，比這一切更為重要的，是「精神」（Spirit）與「靈魂」（Soul）的對立（在希伯來文中，是ruach 與nephesh，在波斯文中，是abu與urvan，在曼丹語中，是monuhmed與gyan，在希臘文中，是pneuma與psyche的對立）【此二對立詞眼，無適當中文可概括全義。】，這一對立，最初出現於先知宗教的基本感受之中，然後瀰漫於整個的「天啟」觀念裏，最後形成、並引導了這一已覺醒的馬日文化的世界思考，例如：腓羅、保羅及普拉提尼斯、諾斯替派及曼丹教團、奧古斯汀及阿凡士塔經，伊斯蘭敬及猶太教的神秘哲學「卡巴拉」（kabbalah）等等思想，皆由二元對立而來。「精神」（ruach）的原始意義是：「風」，而「靈魂」（nephesh）的原始意義是「呼吸」。「靈魂」永遠以此種、或彼種方式，與具體事物及塵世事物、與地下、與惡、與黑暗，發生關聯；它的努力，乃是要「向上」。而「精神」則是屬於神聖、屬於天上、屬於光明。當「精神」下降時，它對人的影響，表現為參孫（Samson）式的英雄行為、以利亞（Elijah）式的神聖憤怒、或是所羅門（Solomon）式的睿智裁判，以及一切神性而可喜的形式【參孫、以利亞、所羅門均為舊約中為神所眷顧的名人。】。「精神」是傾注出來的。從「彌賽亞書」十一章第二節，可看到彌賽亞成為「精神」的化身。在保羅看來，耶穌「復活」的意義，即在於靈魂體與精神體的對立，而這一對立，對保羅、腓羅，以及「巴魯」啟示錄（Baruch-apocalypse）的作者而言，都與天堂與塵世，光明與黑暗的對立，相疊一致。於保羅眼中，「救贖主」即是天上的聖靈。在約翰福音中，牧贖主即是「邏各斯」與「光明」的溶合，而在景教教義中，救贖主即是與「物性」（Physis）相對的「理性」（Nous），或者，以古典文化的術語來說，即是「太一」（All—One）。只是，保羅與腓羅，因有著「古典的」概念基準，故而把靈魂與肉體，分別等同於「善」及「惡」；而奧古斯汀，作為一個帶有明顯的波斯式東方基礎的景教教士，則把靈魂和肉體混合起來，作為自然的「惡」，以相對於上帝所代表的唯一的「善」。奧古斯汀的「聖寵」（Grace）教義，即是由此一對立中，發展出來的，而後來伊斯蘭教，也發展出同一的形式，只是與奧古斯汀的發展無關。
「靈魂」，歸根結柢，乃是分別的個體，而「精神」，卻是獨一無二，永遠相同的。人「擁有」（possesses）一個靈魂，但人只能「參加」（participates）於光明及上帝的精神之中去；神性降臨於他，如此，把地下所有的個人，都結合於天上唯一的真神。
故而，這恰與浮士德文化相反。浮士德文化的人，本身即是一「我」（I），從我出發，窮究深尋，以得出自己對「無限」所獲的結論；而馬日文化的人，其存有卻屬於精神性質的「我們」（We）中的一部份，而那個「我們」，乃是降自於天，對所有的信仰者，都代表同一的意義。一切西方知識論上的方法，都植基於「個人的」判斷，這在馬日文化的人看來，是一種瘋狂和蠱惑，故其科學的結果，也不外是那邪惡的產物，因為這已混淆、並欺罔了「精神」的真正地位和目標。個人意志的觀念，對馬日文化的人，更根本毫無意義可言，因為人的「意志」和「思想」，並非自發的，而只是神祇對他所施的影響。這一根深蒂固的基本感受，在馬日文化的任何信仰改造中，只有重予強調，而從不曾實際改變過。由於在馬日世界，這一基本感受的光輝燦爛，精微深妙，委實深入人心，故而，必然地出現了所謂「神人中間體」（Divine-Mediator）的概念，認為有一位神人中間的媒介，能把此一塵世從痛苦中，轉為天國的幸福。所有的馬日宗教，均可由這一概念，而連接起來，以有別於一切其他文化的宗教。
「邏各斯」觀念，最廣義來說，即是馬日「洞穴」中光明感覺的一種抽象表現，也正是光明感覺，在馬日思想中的投影。它意味著：從那不可企及的「神的本體」中，釋出了「神的精神」與「神的道」，作為光明的承載者，與「善」的攜帶者，進入人類之中，與人發生關係，以提撕、充滿、並救贖人類。「本體」、「精神」、與「道」這三大實體的區別，在宗教思想之中，並不與他們的一致性相抵觸，三者合一，三位一體，這早在先知宗教時代，即已為人熟知。由加爾底亞人所建立的，「神的本體」與「神的道」分離、「馬得克」神與「奈布」神對立的思想，曾在整個阿拉姆語的啟示錄中，發生強力作用，並永遠保持其活動性；經由腓羅和保羅、馬辛和摩尼，這一思想，進入了泰默經典之中，進入了猶太卡巴拉教派的經典「耶西拉」（Yesirah）及「梭爾」（Sohar）中，進入了早期基督教諸教父的著作之中，也進入了後期的阿凡士塔經中，最後，並進入了伊斯蘭教，在伊斯蘭教中，穆罕默德且逐漸成為「邏各斯」本身，並經由神秘的表現，而成了此教的「活的真神」，與基督的形像相溶合【在回教十葉派（Shiites）中，此一「邏各斯」觀念又傳到阿里身上——原註。】。三位一體的「邏各斯」觀念，在馬日文化的人心中，實是自明之理，不待贅言，它甚至能夠打破原始伊斯蘭教的嚴格一神論結構，而出現了代表「神的諭言」的阿拉（Allah）、代表「神的精神」的神靈（Holy Spirit），及代表至高無上的「穆罕默德之光」（light of Mohammed）。
＜「世界時間」，聖寵觀念＞
馬日文化的人們，從貧苦的奴隸和苦力，直到先知與教主的本身，所感受的基始事象，所感受的上天「命運」，不是那永遠不復現的時光，在無邊無際的飛逝過去，而是「這一時日」（This Day）的開始與終結，這一人類生存於其間的「時日」，是命運註定、不可避免的，是創世以來即已訂定的。故而不但是世界空間、而且連世界時間，都是「洞穴似的」。由此，而出現了純粹馬日思想的確定感，確定任何事物，都自有「其」時間，從最初的救世主開始，其「時刻」即已寫定在古代經籍之中，直到日常生活微小的細節，所有的時間，均已註定，故而像浮士德式的匆忙追求，簡直毫無意義，不可想像。這一觀念，也即是早期馬日宗教、尤期是加爾底亞宗教的「占星學」的基礎，「占星學」即是預設一切事物，均已寫定在星辰之上，故而對行星歷程作系統的計算，即可獲知塵世事物的最終結論。古典文化的奧菲爾神諭，是回答唯一困擾阿波羅人們的問題，即：——未來事物的形式，「如何？」（How?），但「世界洞穴」的問題，卻是「何時？」（When?）。如果我們不能掌握馬日文化的這一基本問題，及這問題背後的宗教預設，則整個的天啟思想、耶穌的精神生命、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痛苦經歷、他死後勃然崛起的偉大運動，都將根本不可理解。
「洞穴」感受，認定了一部可以縱觀的歷史。這歷史即存在於世界的開始與終結之間，也就是人的開始與終結（這本是上帝無所不能的神力所致）之間。在這兩者之間，在「洞穴」的境內及註定的期限，光明與黑暗、代表光明的天使與眾神、與黑暗之神阿力門、撒旦、及伊巴力士（Eblis），一逕在作戰著，而人、人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