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論是為生命而生、抑或為思想而生，只要他正在行動或思考，他便是覺醒的，因而，也便即處身於他的光線世界，為他所調整的焦距之內。
在歷史世界的圖像中，知識只是一種補助之物：事象本身，呈現在我們所謂的「記憶」裏，好似沐浴在一種由我們生存的悸動，所掃掠而過在內在之光中。這在自然世界的圖像中，則表現為一種疏離虛幻、不斷展現的主題。縱使思想能規律自身，然而一旦思想變成了思想史，便不再能免於一切覺醒意識的基本狀況的影響。
每一時代，有其自己的歷史水平，真正歷史家的特點，就在於他能實現他的時代，所要求的歷史圖像。每一文化與每一時代，各有自己的認識歷史的途徑，世上沒有所謂歷史的本身。〕
即使是植物和動物的歷史，甚至地殼或星球的歷史，也不免含有寓言的成份（fable convenue），不過只是自我存有的內在傾向，反映到外在實際中的影象而已。研究動物世界或地層演化的學者，本身還是一個人，生活於其時代，具有自己的國籍和社會地位，所以，他不可能在處理事象時，消除一切主觀的視點，正如我們不可能，獲得一部有關法國大革命、或有關世界大戰的完全客觀的記載一樣。
我們所抱持的，有關地殼與生命的圖像，迄今為止，仍然處在自「啟蒙運動」以來，文明化的英國思想，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概念的主導之下——萊伊爾（Lyell）有關地質層疊形成的那種愚鈍的理論、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理論，實際上，只是英國本身歷史發展的導出物。他們摒棄了早期地質學家，凡布哈（Von Buch）與克威爾（Cuvir）所承認的，那些不可數計的災異和形變，而將一種依序而進的演化觀念，強置於極長的時期之上。並且，只承認科學上可計算的原因——實際上是機械性的「實用原因」（utility-cause）——才是演化的因素。
與十九世紀相較，二十世紀的重點工作，就是驅除此一膚淺的「因果系統」——它的根源，遠紹於巴洛克時代的理性主義——而代之以一種純粹的「觀相系統」。在十九世紀，「演化」一詞，意指生命向其目的，不斷遞增其適應性的一種「進步」。可是，萊布尼玆出版於一六九一年的「原形」（Protogaea），一本充滿深刻思想的著作，即基於對哈茲銀礦的研究，而描繪出一幅世界早期的圖像輪廓，與歌德的圖像甚為相似；而在歌德本人，「演化」實意味著「形式」內涵的增加，以迄於「形式」的充分完成。故而歌德的「形式」完成，與達爾文的「演化」觀念，兩種概念恰成完全的對立，一如命運與因果的對立一樣。（這也正是德國思想與英國思想、德國歷史與英國歷史的不同。）
對達爾文主義，最終極的反駁，莫過於由「化石學」（palaeontology）所提供的證據。簡單的或然率，指出化石貯藏，只是一些試樣。而每一試樣，應代表一個不同的演化階段，故而我們應能發現一些僅屬「過渡時期」的類型，這些類型沒有確定的型態和種類。但是，並沒有此類的化石存在。我們只發現一些已歷經久遠時代，完全固定而不再改變的形式，一些不按「適應原則」以發展自身的形式。它們突然而立即地出現，成為確定的形態。其後，也並不趨向於較佳的「適應」，反而是越來越少，終至消失，然後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形式，湧現出來。在不斷增加的形式中，所開展出來的，是「生命存有」的各種繁富的種類和屬類。這些種類，自始存在，迄今仍存在，而並沒有過渡的類型。我們明白，在魚類之中，板鰓魚這一簡單形式，最先出現在歷史的前景之上，然後逐漸的衰絕；而由硬骨魚慢慢取而代之，成為最有勢力的純粹魚類型態。這也同樣見於植物世界中的羊齒植物和木賊植物，這兩者之中，只有後一種類，如今仍然存在於完全發展的有花植物界中。但是，對於這些現象，所作的「實用原因」、以及其他的可見原因的假設，並沒有實際的根據【動物與植物的基本形式不是發展而成，而是突然產生，最初的論證，見於凡理士（Hugo de Vries）的「突變論」（Mutation Theory）。以歌德的話來說，即是「特定形式」自個別樣品內，自行崛生，而不是整類鑄成。】。應該是「命運」，在世界之中，喚起了生命之為生命，喚起了植物與動物間不斷尖銳的對立、喚起了每一單獨的類型，每一「屬」（genus）、每一「種」（speies）。隨此一「存在」以俱來的，尚有一種專屬於形式的確定「能量」——經由這一「能量」，在「形式」完成的過程中，「形式」能保持純粹，或相反地，變成遲鈍與含混、或逃避地遁入無數的樣式中——而最終，成為此一「形式」的生命持續期，（除非有意外事件介入，削短這一持續），它總是自然地進入於此一種類的衰老時期，而最後終至於消失。
至於人類，一般對洪水時代的發現，越來越確切地指出：當時所存在的人類形式，即對應於現有的人類。毫無任何最輕微的演化特徵，可以表現出某一族類，確有實用主義者所謂的「適應」傾向。在地質學「第三紀」（Tertiary）時代的發現中，始終不曾尋到人類的蹤跡，這也越來越明晰的顯示：人類的生命形式，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樣，是起源於一種「突變」（mutation），它是「來自何處」？「如何形成」「為何如此」？始終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奧秘。事實上，如果確有英國人所謂的「演化」一詞，則既不可能有確定的地表層疊、也不可能有特定的動物類型，而只有一堆簡單的地質素材、和一團混沌的生命形式，這才是我們可以假定為「存在在掙扎」（struggle for existence）中，餘留下來的物象。但是，我們在周遭所見的一切，一直迫使我們相信：有一些深邃而突然的變化，發生於植物及動物的存有中，這些變化，是屬於「自然宇宙」的現象，絕不只限於地表之上。事實上，這即使不是超乎人類一切的觀點之外，至少也絕不是人類那囿限於因果的感覺或理解的視界，所能企及的。同樣地，我們也觀察到：迅捷而深刻的變化，自己出現在各大文化的歷史之中，沒有任何確定的原因、影響、或目的。哥德式與金字塔的風格，突然地呈現為完整的存有，正如秦始皇時代的中華帝國、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帝國一樣，也正如希臘主義、佛教、及伊斯蘭的出現，同樣地突然。每一個人，個體生命中的一些事件，其情形也與此完全相同；任何人若不能瞭解這一點，便絕不能瞭解成人、更不能瞭解孩子的生命。每一存有，無論其為活動的、抑或沉思的，都經由各個「時期」（epochs），而大步邁向於自我的完成，我們所須從事的工作，正是定出太陽系及恆星世界的歷史中的，這一些的「時期」。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自由移動的動物之起源，就是這一些「時期」，故而，這是我們無法理解而只能接受的神秘【也許應該註明，「時期」（epoch）一詞，在本書中，有其獨特的「轉捩點」或「轉變時刻」之類含意，不只是一般鬆散的「期間」（period）這一意義——英譯者註。】。
我們對人類的瞭解，很明顯地要畫分為兩大時期。就我們的觀點所及，第一時期，是限定在我們所稱的「冰河期」開始時，地球命運的複調旋律中。關於這一時期，我們在世界歷史的圖像中，只能說：有一種自然宇宙的變化，曾發生經過。——另一時期，即是尼羅河與幼發拉底河畔，高級文化的開始，人類生存的整個意義，由此突然完全改觀。我們到處能發現地質第三紀與洪水時期之間，顯著明銳的區畫所在；可是，自洪水時期以來，我們所見的人類，已是一種完全成形的類型，已熟悉了風俗、神話、智慧、裝飾、與技術，並已具有一種直到今日，實質上全無改變的形體結構。
在一切的原始存在中，「自然宇宙」以直接君臨的力量，迫使所有內在宇宙的表達語言，無論其為神話、風俗、技術、或裝飾，均只服從於當前頃刻的壓力之下。我們看不到甚麼確實的規律，主導這些語言的持續、速度、與發展歷程。也看不到裝飾與組織之間、神祇崇拜與實際建築之間，有甚麼必然的關聯。這些事物的發展，永遠只意味著原始文化中，某一項個別的觀點或特徵的一些進展，而絕不表示文化本身的進展。如我以前已說過的：這是本質上混沌的現象；原始文化既不是一個有機體，也不是一種有機體的合成。
但是在高級文化類型中，「自然宇宙」告退，一種強勁而凝集的「傾向」（tendency）取而代之。原來，在原始文化之中，部落與氏族，當然有異於單獨的個人，然而也只是一些甦醒了的「存有」，並無特定的「傾向」。而原始文化本身，其實也就是這樣一種無目的的存有而已。任何的一項原始事物，都是一種總和——原始族群表達形式的總和。相反地，高級文化，則是一個單獨的巨大有機體的覺醒存有；它不但使風俗、神話、技術、藝術，都從屬於它；而且使附著於它本身的民族和屬類，都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