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極端遙遠的距離之外，來研究人類的全部行為，是在歷史的領域內，模倣了哥白尼的方法。哥白尼的系統，是西方心智脫離了托勒密世界系統之後，在自然的領域內，所獲致的成就。在人類描繪世界的各種可能性的範疇內，自然與歷史是恰相對立的名詞。可以加以「認知」的事物（the cognized），與自然是合為一體的，是同一同事。因為自然是定律所統攝的各種必然性（necessities）之總和，而任何可以加以「認知」的事物，都是無時間性的，既不屬於過去，也不依賴未來，而只是單純的「存在」，所以是永遠真確的。正因這樣，定律和定律所統轄的領域，乃是「反歷史的」（antihistoric）。
另一方面，純粹的生成變化過程，純粹的生命，則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每一件發生的事，都是唯一的，不可重複的。生成變化的過程，超乎因果的世界之外，超乎定律與度量之外。但歷史，若加以正確地處理的話，也並不只是純粹的生成變化過程；它是從歷史家的覺醒意識中，所映射出來的意象，而在歷史家的覺醒意識中，當然是生成變化的過程，凌邁了已經生成的事物。
要從歷史之中，摘取科學的結果，其可能性端視所處理的題材中，「已經生成」的事物所佔的比例若何而定。但在通常所見到的情況，這比例是非常微小的。所以，歷史幾乎是純粹的生成變化過程，而屬於藝術的領域。蘭克（Ranke）【蘭克（1795—1886）德國歷史學家，為西方史學之鼻祖。】便曾說道：「昆汀達華本人（Queutine Durward），便是最佳的歷史。」【昆汀達華，是華德史考脫爵士（Sir.Walter Scott）一八二三年著的一本著名歷史小說，這本書在法國及全歐大為有名。此書內容是描述十五世紀時一個年輕英格蘭少年的冒險故事，昆汀達華即此少年，他捲入法國路易十一和布根地公爵的權利鬥爭中，並目睹一四六八年發生的許多大事，故他是「生活於」歷史中的人物。】科學只能達到：確實證明出某觀念之為真確、抑或為謬誤，這即是要對物象，加以蒐集、整次、與詳察。而對真實的歷史視景（Vision）而言，具有決定性的字眼，倒不是「正確」或「謬誤」，而是「深刻」（deep）或「膚淺」（shallow）。「生成變化的過程」與「已經生成的事物」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在我們對事物，所作任何種類的瞭解中，這兩者都是結合在一起，而共同呈現的。如果我們注視那生成變化的過程、與正在進行的過程，我們便「經歷」了歷史；如果我們解析那已經生成的事物、與已經圓滿的事物，則我們「認知」了自然。在我們要描繪世界時，所用的基本的元件，在歷史方面，是形式（Form）的原則，在自然方面，則是定律（Law）的原理。
歷史的印象過程，是透悟的、是直覺的。只有能夠計量的東西（the quautitatives），才能作因果式的界定，才能經由圖像來掌握，才能用定律或公式來捕攝。當做到了這些之後，科學便已竭盡所能了。故而，現代的心靈，每認為研究自然較為容易，而研究歷史比較困難。導向與廣延，在分畫歷史的世界印象、與自然的世界印象時，是兩個主要的區別標記。於是，世上便有兩種知識：——目然的知識與人類的知識，科學的經驗與生命的經驗，而不是僅有一種。
但丁在他的精神慧眼（spiritual eyes）之前，所看到的世界之命運，他不可能經由科學的方法而看到；而普拉提尼斯與布魯諾，也不可能純由科學的研究，而獲得他們的視景。
在終極的分析中，所有用來瞭解世界的模式（modes），都可以描述為一種「形態學」（Morphology）。機械與展延的事物之形態學，是一種科學，它發明、並整理出自然的定律與因果的關係，這種形態學，我們稱為「系統的」（Systematic）形態學。有機的、歷史與生命的形態學，那負載著導向與命運之符記的形態學，則名之為「觀相的」（Physiognomic）形態學【史賓格勒以「觀相」的形態學來取代「系統的」知識，所謂「觀相」，意即直觀、透視、與體驗。】。
在西方，用系統的模式，來處理世界，已經在過去一百年中，到達、並通過了它的頂點；而觀相的模式之偉大時刻，則尚待來臨。在一百年之內，此間的土地上，仍能存在的所有科學，都將只是單一而龐大的「觀相的形態學」的一部分而已。這便是：「世界歷史的形態學」的意義所在。
＜文化是有機體＞
歷史可見的前景（foreground）是：「生成變化的過程」進行之時，對過程本身，作無盡的追求。歷史之眼，所見到的生成變化過程，例如國家的形式、戰爭、藝術、科學等，都是靈魂的表徵，是一靈魂表達自己的方法。任何片斷而短暫的事物，都只是一種預兆，是生成變化的象徵，它所隨之而至的，是一種「形式」，是一個有機體。文化，即是有機體（organism）。如果我們不弄混諸個文化的形態的話，我們便能尋找出基本的文化形式（Culture-form），而所有單獨的文化，都是根據此一基本形式而來的，它們諸般不同的證驗，也正可反映出此一基本的文化形式。由此，則各大文化的現象，便能有統一的依歸，而使得約有六千年之久的高級人類的歷史，有了意義、有了實質。故而，文化是所有過去和未來的世界歷史之基本現象（prime phenomenon）。
歌德在他的「活生生的自然」之中，發現了一個「基本現象」的概念，他以這概念作為他的形態學研究的基礎。這是一個深刻的概念，可是很少人能欣賞。我們將在這裡，把這概念的最精確的意義，應用於人類歷史的構造上去，無論這歷史是已完全成熟的，或是開始便中止了的：是展開到一半的，或是在種籽中便已窒死了的，都可以用這概念，來加以瞭解。這便是一種要「生活於」（living into）研究的對象中的方法，而不是只對對象加以解析。「人類所能獲致的最高極限，只是驚服（wonder）；如果基本現象使他驚服，他就該滿足了；基本現象不能再給他更高的東西，而他也不該再在它背後，去追尋什麼了。」在基本現象之中，生成變化的概念，已經十足呈現了。對歌德的精神慧眼而言，基本植物（prime plant）的概念，在每一棵將要生長、或可能生長的單獨植物的形式中，都是明晰可見的。在歌德對上顎的「顎間骨」（OS intermaxillare）所作的著名研究中，他的起點便是「脊椎動物的基本現象」；在其他方面，他也曾以地質疊層作為研究的起點；又曾以葉子作為植物機體的基本形式；或以植物的變形（Metamorphosis），作為所有有機的生成變化的基本形式。在他對赫德爾（Herder）宣布他的發明時，他曾寫道：「同樣的定律，可以應用到任何活生生的事物中去。」這是一種透視到事物的核心的看法，是萊布尼玆可能了解的；但我們這以達爾文主義為主的世紀，則遠離了這樣的視景，避之惟恐不及。
然而，在目前，我們想要追求一種，能完全脫離達爾文主義的方法——即植基於因果律的系統自然科學的方法，而處理歷史現象，則是徒然的。一種精密的、明晰的、確知自己的意義與界限的「觀相的科學」（Physio-gnomic），尚未崛生。只有當我們發明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方法之後，它才會崛生。所以，二十世紀有些很重要的問題，有待解決：——要仔細地探究有機單位的內在結構，而世界歷史便是在此等結構中完成的；要把形態學上必然的事物、與偶然的事物分畫開；要經由掌握事象的主要意向，而確定它們的表達方式。
洪濛無際的人類「存有」（Being），流入於無邊的河流中；溯流而上，是一大段我們的時間感，所完全不能界定的黑暗的過去，我們那杌隉不息的幻想，追憶於地質學上的各時期，以逃避此永恆無解的奧秘；順流而下，是更黑暗而無盡的未來——這便是浮士德式的人類歷史的圖像之基礎。
在這廣大無涯的洪水中，漂過了各世代人的、無盡而一致的漣漪（endless uniform ripples）。在這洪流中，到處有光亮的火簇。跳躍舞動的火花，混淆著、攪動著平澈的鏡面，不斷變幻、閃亮，而後消逝。這些便是我們稱之為氏族、族群、民族及種族的單元，在歷史的表面上，它把一系族人統一在某一有限的地域內。這些單元的創造能力，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它們在其持續及塑造期間，所創造的意象，便也各自有別。而當創造能力衰竭時，所有觀相的、語言的、及精神的「認同標誌」（identification-marks）也跟著消失，於是，這一文化現象便再次沉澱到世代的褶層底下去了。阿利安人、蒙古人、日耳曼人、塞爾特人、安息人、法蘭克人、迦太基人、拜波兒人（Berb